二楼的另外一大片区域，是妇产科。

我每次打完饭经过那，总喜欢探头探脑。

医院里的护士几乎都认得我，其他区域病房的人都会让我进去游荡，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属的特权。

然而，妇产科的人却总拦住。

或许他们不愿意我们身上带着的疾病的信息传递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妇产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说起一个小孩的任何一颦一笑，都会有极大的反应。

在重症病房这个楼层的人看来，那里简直就是旅游胜地。

和我同处于这楼层的孩子，也都特别向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围。

有的装成去送饭的，有的装成刚买药回去的，有的还玩起了乔装——戴上个帽子，别上个口罩，都被逮了出来。

好说歹说，王阿姨答应带我去，条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几本教辅书送给她——她想给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声。

终于来到那关卡，对着门的那两个值班护士，充满质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主动帮忙，真是个好孩子。”

护士想了想，拿出一件护士的蓝色外套给我套上，然后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视的猜想这次被正面印证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连体婴儿我决意不想看了。

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

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

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我可以从眼神里感觉到，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年轻时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两个酒窝。

不过从我认识她，她就永远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间，那是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她们。

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

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关于贵宾室里面的摆设，在没有多少信息流通的这个楼层，也成了长盛不衰的话题。

听说椅子是欧陆风格的，铺着毛地毯，里面还有台球桌。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着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办公室一下，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

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一个个病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往那贵宾室带。

推门进去，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

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

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

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

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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