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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江浙和广东财团展开对抗。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华民主帝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中东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中东部的财团展开竞争。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海洋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大陆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中华民主帝国兴起。跨国公司在帝国建立之前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中华民主帝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中华民主帝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中华民主帝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主帝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一战后的十年，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中华民主帝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中华民主帝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中华民主帝国标准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和军用车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飞弹、潜艇、航空*器材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中华民主帝国苗氏海佑集团公司在太初三十五年前后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
为了对付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历届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或称作“反周期”措施）,包括金融方面的调整贴现率。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证券,采取放松抵押贷款等措施,以及财政方面的增加军费开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减税、免税、退税和“高涨”期间增税）等措施。在私人经济方面，垄断资本企业为了推销过剩商品，采取大量推行消费者信贷、住房建筑抵押贷款等办法。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危机发生了一些变形。即危机期间生产下降幅度较小,最严重的太初四十二年危机期间工业生产只下降15.1%。其次为太初三十二年下降13.5%和最近一次（太初五十四年）下降12.0%。危机过后，萧条和复苏阶段缩短，因而两者间的界限难以区分。经济危机的爆发，无论“中间性危机”还是“非中间性危机”，都比过去较为频繁。
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的上述“反危机”措施以及私人企业的信贷扩张，造成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率从太初四十年-五十年间的2.8%增至太初五十年～太初六十年间的7.9%，而国民生产总值（按太初五十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率在同期从4.0%降低至3.1%。一面物价加速上涨，一面生产增长速度放慢，而同时，失业人数又不断增长。这种情况形成了所谓“滞胀”的局面。
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江浙和广东财团展开对抗。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华民主帝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中东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中东部的财团展开竞争。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海洋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大陆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中华民主帝国兴起。跨国公司在帝国建立之前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中华民主帝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中华民主帝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中华民主帝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主帝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一战后的十年，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中华民主帝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中华民主帝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中华民主帝国标准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和军用车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飞弹、潜艇、航空*器材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中华民主帝国苗氏海佑集团公司在太初三十五年前后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
为了对付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历届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或称作“反周期”措施）,包括金融方面的调整贴现率。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证券,采取放松抵押贷款等措施,以及财政方面的增加军费开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减税、免税、退税和“高涨”期间增税）等措施。在私人经济方面，垄断资本企业为了推销过剩商品，采取大量推行消费者信贷、住房建筑抵押贷款等办法。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危机发生了一些变形。即危机期间生产下降幅度较小,最严重的太初四十二年危机期间工业生产只下降15.1%。其次为太初三十二年下降13.5%和最近一次（太初五十四年）下降12.0%。危机过后，萧条和复苏阶段缩短，因而两者间的界限难以区分。经济危机的爆发，无论“中间性危机”还是“非中间性危机”，都比过去较为频繁。
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的上述“反危机”措施以及私人企业的信贷扩张，造成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率从太初四十年-五十年间的2.8%增至太初五十年～太初六十年间的7.9%，而国民生产总值（按太初五十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率在同期从4.0%降低至3.1%。一面物价加速上涨，一面生产增长速度放慢，而同时，失业人数又不断增长。这种情况形成了所谓“滞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