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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天分高，才气高。前面讲过他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少年，长大以后更是众望所归。《晋书》本传里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但他并不怎么喜欢做官。有一次朝廷授命他做护军将军，他推辞不做，当时的名臣殷浩写信劝他，就说：“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一般人都以你的出不出山作为观察政治搞得好不好的标准，像我们这些人也认为是这样。）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和期待有多么高。王羲之就是王羲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王羲之的。不刻苦固然不行，光刻苦也是不够的，如果缺乏才情和天分，就算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练字，也不能保证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现在有些朋友不明白这个道理，对于自己的天分和才情缺乏自知之明，又不肯努力读书，结果写来写去顶多就是一个书匠，离书法家还差得远。
王献之对中国书法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新体行书，当时的人无以名之，称为“破体”。王献之这种行书保留了王羲之行书的结体，而舍弃了王羲之行书以隶体方笔为主的特点，增添了篆体的圆笔成分（前人说王羲之以骨胜，王献之以筋胜，即此意）。同时这种行书保留了张芝草书的连笔特征，但舍弃了张芝草书的章草成分。张怀瓘《书断》里有：（王献之）尤善草隶，幼学于父，次习于张，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私心，冥合天矩，观其逸志，莫之与京。
另有一段这样讲：
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这里引用的两段话，第一段指出王献之在王羲之、张芝之外别创一法，第二段则指出王献之继承了张芝的连笔草意。张芝本来是章草大家，晚年发明连笔，变章草为今草，王献之则继承并发扬了这个创变，并用于行书。
自晋至唐，对王献之的评价都很高，论书者一致把张芝、钟繇、羲之、献之四人列为神品，即书法家的最高一级，其他书法家都不能与之相比（如唐李嗣真的《书后品》）。张怀瓘《书议》对王献之尤其赞不绝口：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值得注意的是，张怀瓘特别指出这种新体的特点是：“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为便于理解，我把它翻译成白话就是：这种书体既非草书，也非行书，它比草书更便利，比行书更舒展，中间也可以夹些草字。它不沿袭老旧的套路，也不拘泥僵硬的规则，它格外漂亮，又很简易。态度轻松，神采飞扬，显得超群而优雅。写的时候可以根据情形来选择行、草的比例，既惬意又方便。
王献之创造的这种新体行书很快就流行开来，几乎成为书家的最爱。张怀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行草”。从二王至今，汉字流行的书体基本上固定下来，一共是六体，即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又称真行）、行草。
现在还可以看到王羲之的作品，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奉橘帖》《姨母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平安帖》等，还有唐朝的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字所成的《圣教序》，简称《集王圣教序》。但这些作品都不是真迹，大多是唐朝书法家模仿王羲之的字，其中模仿得最逼真的是冯承素仿的《兰亭序》（神龙本），因为他是采用双勾的方法临摹的。所谓双勾就是先用透明纸把原字的边勾画出来，再来临摹，在没有发明影印机之前，这大概是最不失真的办法。《兰亭序》在唐朝的时候还有真迹存在，传说这真迹藏在一个庙里，庙里的老和尚是王羲之的后代，唐太宗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便派一个叫肖翼的大臣，装作一个穷秀才搬到庙里读书，渐渐跟老和尚成了好朋友，居然让老和尚把从不示人的《兰亭序》真迹拿出来给他看，结果这真迹就被他偷走了，交给唐太宗。唐太宗临死的遗嘱是把《兰亭序》真迹陪葬，所以至此留在世上的就只有几种摹本了。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总之我们今天是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了。
不要说王羲之，连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也基本上看不到了。今天知道的王献之最有名的作品《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送梨帖》《鹅群帖》和《洛神赋十三行》，除了《鸭头丸帖》，其他都不是真迹而是摹本。清朝乾隆皇帝曾经同时拥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王献之的族弟）的《伯远帖》，觉得非常自豪，特别把它们藏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并将西暖阁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就是指以上三种书法珍品，“希”通“稀”，稀有之意。乾隆亲自在《伯远帖》开头题了几句话：“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其实乾隆藏的这三件也并非真迹，至少无法断定。不过它们即使是摹本，也是唐朝或唐朝以前留下来的，也算相当稀有了。请注意，这三件稀世之珍的书者都是琅邪王氏的人，王羲之是王导的族侄，王献之和王珣则是王导的孙辈。乾隆说的“茧纸家风”，正是说王氏以书法传家的家风。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东晋以后，北方就为胡人所占领，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好几个朝代。中国文化在长江南北本来就有区别，到这时区别就更明显了。这一点在书法上也有反映。北朝的书法继续保留着魏晋之前的古朴，变化不太大，而南朝的书法却逐渐变得“现代化”起来，趋向流丽。北朝的书法作品保留下来的大多刻在石碑上，南朝的书法作品保留下来的大多写在绢纸上，又称“帖”。清朝的大臣、大学者阮元特别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南北书风的不同，认为北方的书风刚健，南朝的书风流美。从此，谈到中国书法就有了所谓碑派与帖派、碑学与帖学之分。阮元提倡以北碑的刚健来弥补帖派的不足，这个主张当然也不无道理，但后来被包世臣、康有为大肆鼓吹，似乎碑派胜过帖派，碑派比帖派还正宗，这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其实帖派无疑是中国书法的正宗，因为中国书法尤其是二王所开创的“近体”书法，本来就是用毛笔写在绢上或纸上的，流丽是必然也是最正宗的特色。至于碑派（或称北碑或称魏碑），其所以较为刚健，是因为用刀刻在石头上的缘故，但用刀刻在石头上毕竟不是中国书法的本来面目，而是为了保存不得已而为之。即使是碑刻，多半还是要先用笔写好再刻。所以适当提倡北碑，以其刚健之风弥补帖派的某些不足是可以的，如果硬要把北碑视为正宗，偏要用毛笔写出刀刻的味道，就未免矫枉过正了。好像马拉车、牛犁田，本是顺其自然，现在非要用马来犁田、用牛来拉车，当然也可以，但一定要说这样才对，那就有点莫明其妙了。
他天分高，才气高。前面讲过他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少年，长大以后更是众望所归。《晋书》本传里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但他并不怎么喜欢做官。有一次朝廷授命他做护军将军，他推辞不做，当时的名臣殷浩写信劝他，就说：“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一般人都以你的出不出山作为观察政治搞得好不好的标准，像我们这些人也认为是这样。）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和期待有多么高。王羲之就是王羲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王羲之的。不刻苦固然不行，光刻苦也是不够的，如果缺乏才情和天分，就算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练字，也不能保证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现在有些朋友不明白这个道理，对于自己的天分和才情缺乏自知之明，又不肯努力读书，结果写来写去顶多就是一个书匠，离书法家还差得远。
王献之对中国书法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新体行书，当时的人无以名之，称为“破体”。王献之这种行书保留了王羲之行书的结体，而舍弃了王羲之行书以隶体方笔为主的特点，增添了篆体的圆笔成分（前人说王羲之以骨胜，王献之以筋胜，即此意）。同时这种行书保留了张芝草书的连笔特征，但舍弃了张芝草书的章草成分。张怀瓘《书断》里有：（王献之）尤善草隶，幼学于父，次习于张，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私心，冥合天矩，观其逸志，莫之与京。
另有一段这样讲：
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这里引用的两段话，第一段指出王献之在王羲之、张芝之外别创一法，第二段则指出王献之继承了张芝的连笔草意。张芝本来是章草大家，晚年发明连笔，变章草为今草，王献之则继承并发扬了这个创变，并用于行书。
自晋至唐，对王献之的评价都很高，论书者一致把张芝、钟繇、羲之、献之四人列为神品，即书法家的最高一级，其他书法家都不能与之相比（如唐李嗣真的《书后品》）。张怀瓘《书议》对王献之尤其赞不绝口：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值得注意的是，张怀瓘特别指出这种新体的特点是：“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为便于理解，我把它翻译成白话就是：这种书体既非草书，也非行书，它比草书更便利，比行书更舒展，中间也可以夹些草字。它不沿袭老旧的套路，也不拘泥僵硬的规则，它格外漂亮，又很简易。态度轻松，神采飞扬，显得超群而优雅。写的时候可以根据情形来选择行、草的比例，既惬意又方便。
王献之创造的这种新体行书很快就流行开来，几乎成为书家的最爱。张怀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行草”。从二王至今，汉字流行的书体基本上固定下来，一共是六体，即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又称真行）、行草。
现在还可以看到王羲之的作品，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奉橘帖》《姨母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平安帖》等，还有唐朝的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字所成的《圣教序》，简称《集王圣教序》。但这些作品都不是真迹，大多是唐朝书法家模仿王羲之的字，其中模仿得最逼真的是冯承素仿的《兰亭序》（神龙本），因为他是采用双勾的方法临摹的。所谓双勾就是先用透明纸把原字的边勾画出来，再来临摹，在没有发明影印机之前，这大概是最不失真的办法。《兰亭序》在唐朝的时候还有真迹存在，传说这真迹藏在一个庙里，庙里的老和尚是王羲之的后代，唐太宗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便派一个叫肖翼的大臣，装作一个穷秀才搬到庙里读书，渐渐跟老和尚成了好朋友，居然让老和尚把从不示人的《兰亭序》真迹拿出来给他看，结果这真迹就被他偷走了，交给唐太宗。唐太宗临死的遗嘱是把《兰亭序》真迹陪葬，所以至此留在世上的就只有几种摹本了。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总之我们今天是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了。
不要说王羲之，连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也基本上看不到了。今天知道的王献之最有名的作品《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送梨帖》《鹅群帖》和《洛神赋十三行》，除了《鸭头丸帖》，其他都不是真迹而是摹本。清朝乾隆皇帝曾经同时拥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王献之的族弟）的《伯远帖》，觉得非常自豪，特别把它们藏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并将西暖阁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就是指以上三种书法珍品，“希”通“稀”，稀有之意。乾隆亲自在《伯远帖》开头题了几句话：“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其实乾隆藏的这三件也并非真迹，至少无法断定。不过它们即使是摹本，也是唐朝或唐朝以前留下来的，也算相当稀有了。请注意，这三件稀世之珍的书者都是琅邪王氏的人，王羲之是王导的族侄，王献之和王珣则是王导的孙辈。乾隆说的“茧纸家风”，正是说王氏以书法传家的家风。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东晋以后，北方就为胡人所占领，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好几个朝代。中国文化在长江南北本来就有区别，到这时区别就更明显了。这一点在书法上也有反映。北朝的书法继续保留着魏晋之前的古朴，变化不太大，而南朝的书法却逐渐变得“现代化”起来，趋向流丽。北朝的书法作品保留下来的大多刻在石碑上，南朝的书法作品保留下来的大多写在绢纸上，又称“帖”。清朝的大臣、大学者阮元特别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南北书风的不同，认为北方的书风刚健，南朝的书风流美。从此，谈到中国书法就有了所谓碑派与帖派、碑学与帖学之分。阮元提倡以北碑的刚健来弥补帖派的不足，这个主张当然也不无道理，但后来被包世臣、康有为大肆鼓吹，似乎碑派胜过帖派，碑派比帖派还正宗，这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其实帖派无疑是中国书法的正宗，因为中国书法尤其是二王所开创的“近体”书法，本来就是用毛笔写在绢上或纸上的，流丽是必然也是最正宗的特色。至于碑派（或称北碑或称魏碑），其所以较为刚健，是因为用刀刻在石头上的缘故，但用刀刻在石头上毕竟不是中国书法的本来面目，而是为了保存不得已而为之。即使是碑刻，多半还是要先用笔写好再刻。所以适当提倡北碑，以其刚健之风弥补帖派的某些不足是可以的，如果硬要把北碑视为正宗，偏要用毛笔写出刀刻的味道，就未免矫枉过正了。好像马拉车、牛犁田，本是顺其自然，现在非要用马来犁田、用牛来拉车，当然也可以，但一定要说这样才对，那就有点莫明其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