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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积极地进行着拔河比赛，想把我或拉向音乐，或拉向医药。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被撕成两半。
埃维是我唯一能与之讨论这件事的人。她并不往哪一边推我，而是鼓起我的信心，好自己做出选择。
“你可以成为一名专业钢琴家，”她断言道“我是说，你有着使音乐大师区别于一个技术娴熟的钢琴师的天才的闪光。你是知道这一点的，马特，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我一辈子都想演奏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部分的我却无法想像自己过一种不去帮助别人、不还之于社会的生活——也许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埃维也理解这一点，她十分小心地不去影响我的选择。她总是充满同情地坐在那里，听我无尽无休地和自己辩论。
那年夏天是最严酷的考验。
当埃维到阿斯朋1音乐节去上罗杰约瑟夫森的名师大提琴班时，我在大学医院里干着卫生员的苦活。
1阿斯朋，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夏季在此举办音乐节。
记得一天夜里我在小儿科病房值夜班的时候，一个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护士报告，她们坚持说她完全处于麻醉状态，根本不可能感觉到任何痛苦。
尽管如此，我下班后还是到她床边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在她床边几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识到我一直在陪着她，因为她醒来时对我轻轻一笑，并且说：“谢谢你，大夫。”
我打电话给埃维，告诉她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兴，马修。”
“高兴我要当医生？”
“不，”她亲切地说“高兴你终于做出了决定。”
我也一样。
在四年级上了一半的时候，埃维得到了好消息。由于约瑟夫森替她说了话，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她求我申请上纽约的医学院，这样我们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虑后觉得这念头很有吸引力——尽管蔡兹已被密执安大学录取，秋天就要来入学了。
总之，我到医科顾问的办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纽约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册子，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终于，埃维要离开的时间到了。我猜想大多数好朋友会出去吃一顿告别餐啦什么的，但在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最后一晚这件事上，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到了我们最喜爱的练琴室，直到午夜守门人罗恩来赶我们走时仍在里面。我们向他解释了这一时刻的特别意义，他同意先去锁别处的门，我们可以练完正练着的这支曲子。
就这样，我们练完了西泽弗兰克1的a大调奏鸣曲，杰奎琳杜佩雷和丹尼尔巴伦波姆不久前刚刚录制了这支乐曲的唱片。
1西泽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乐充满了哀伤和渴望，我们演奏时其情之深，超过了我们一起演奏的任何时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后她走了。
我驱车回家，车子里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脚的弟弟来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个大人了，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生活。
自然，他对于生活的想法，无疑受到了我们童年时心理上不稳定的强烈影响。他似乎急于要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家。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专业都没选定，就选好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和一个满脸雀斑、会弹吉他的同班同学埃伦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们住在离大学乘公共汽车有25分钟路程的普兰菲尔德一座两家合住的楼房的顶层。
在这段时间里，我忙着写4年级的音乐论文，同时在有机化学课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样，不过是科学上的。
每周几个晚上（在11点电话费打折以后），埃维和我就在电话上聊天。这不如“活生生的”谈话那么令人满足——当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乐——但是能听到她对从我的女朋友到论文等一切问题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对论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认为有可能发表。
我论文写的是威尔第写出了游吟诗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满灵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够看出他两部歌剧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作为管弦乐大师的成长过程。真像是钻到了这位音乐家的脑袋里面。显然，两位评阅人和埃维有同感，因为他们给了我a+。
妈妈在感恩节来看我们的时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赫恩，是个医学博士。我原来就觉得最近有人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预感证明是对的。
他是个离了婚的外科医生，孩子已经成年。马尔科姆看来不仅是个具有幽默感的热情可靠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和父亲的完全相反），而且还有那么点儿是个音乐家，确切地说，是个男高音，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骗或假声就能唱到高音c。仅此一点就会使他成为任何一次演唱活动中受人欢迎的客人。马尔1已经是医院男声四重唱中的明星了。听他唱悄得有勇气中高昂的高对位调肯定会使最愁眉不展的听众脸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来他确实很喜欢母亲，现在母亲有真正的第二次获得幸福的机会了。
1马尔，马尔科姆的昵称。
埃维听到了关于马尔科姆的事非常高兴。（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很好的男人，而且还是个高音“c”？真是好得让人难以相信！）
我对她说，在圣诞节见到他时由她自己得出结论吧。
“哦，马修，我正要鼓起勇气来告诉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罗杰和我——”
“罗杰？”我怀着毫无理性的嫉妒问道“你是指名家约瑟夫森吗？”
“呃，是他。其实刚才是他接的电话。”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说“你该告诉我我打搅了你。”
“你永远也不会打搅我。再说，我们的事我都对他说了。我说，你和我们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个星期的雪怎么样？”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课简直把我给埋上了，我几乎都挤不出一天来回家。不管怎样，祝你圣诞节快乐。”
我挂上电话，觉得自己笨得像头驴。我早了整整一个月向埃维祝贺节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医学院。这样，即使在他们结婚以后，我仍然可以经常见到蔡兹和埃伦（他在畜类保护协会找到了做执行教练的工作，而她开始读师范学位）。
那年结婚很流行。8月，埃维和罗杰在坦戈伍德也结成了连理，罗杰正在那里在朱宾梅塔1的指挥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两天到了那儿，因为当罗杰去参加最后一次单身汉聚会时，埃维突然感到一阵胆怯（我只能这样形容）。（“我是说，马特，他是这么有名，而且——这么成熟。他干吗要娶我这么一个孩子？”）
1梅塔（1936-），印度管弦乐队指挥。1978年起任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音乐指导。
我设法使她相信，像罗杰这样的人很聪明，知道她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不管谁娶了她都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危机在开香槟酒瓶塞和闪光灯的砰砰声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我嘛，庆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礼后一些客人开的音乐会，似乎我收藏的录音带的一半作者都亲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后就一头钻进了医疗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维终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学业，以便能和罗杰一起巡回演出。这样，我们就逐渐疏远了。
即使在成了个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后，蔡兹和我仍然每个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并进行兄弟间的谈话。
他依然有着问令人不快的问题的习惯。
“你有机会的时候却没有和埃维结婚，觉得后悔吗？”他天真地问道。
“行不通的。我们就像兄妹一样。”
“那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我没觉得痛苦，蔡兹。我只是为去非洲的面试感到紧张。”
“非洲？”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啊，你一定是想参加美国军团，好把她给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责备道，然后承认自己向国际医疗队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个组织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区建立医疗站，给贫穷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治病。
“嘿，听起来这倒挺适合你的利他主义特点。有危险吗？”
“那就要看他们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亚，那儿正在打内战。不过他们对我说，双方都还没有愚蠢到向医生开枪的程度。”
“反正，别忘了在睡衣上别上‘医生’的牌子，”蔡兹怀着明显的关切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消息？”
“下个星期，到巴黎去面试以后。”
“你是说，你已经到了要面试的阶段了，可连你的亲弟弟都没告诉？”
“我是想如果失败的话，我最好先不声张。”
“得了，马特，你从来不会失败。”
“呃，”我笑着说道“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意义重大的机会。”
似乎在积极地进行着拔河比赛，想把我或拉向音乐，或拉向医药。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被撕成两半。
埃维是我唯一能与之讨论这件事的人。她并不往哪一边推我，而是鼓起我的信心，好自己做出选择。
“你可以成为一名专业钢琴家，”她断言道“我是说，你有着使音乐大师区别于一个技术娴熟的钢琴师的天才的闪光。你是知道这一点的，马特，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我一辈子都想演奏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部分的我却无法想像自己过一种不去帮助别人、不还之于社会的生活——也许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埃维也理解这一点，她十分小心地不去影响我的选择。她总是充满同情地坐在那里，听我无尽无休地和自己辩论。
那年夏天是最严酷的考验。
当埃维到阿斯朋1音乐节去上罗杰约瑟夫森的名师大提琴班时，我在大学医院里干着卫生员的苦活。
1阿斯朋，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夏季在此举办音乐节。
记得一天夜里我在小儿科病房值夜班的时候，一个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护士报告，她们坚持说她完全处于麻醉状态，根本不可能感觉到任何痛苦。
尽管如此，我下班后还是到她床边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在她床边几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识到我一直在陪着她，因为她醒来时对我轻轻一笑，并且说：“谢谢你，大夫。”
我打电话给埃维，告诉她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兴，马修。”
“高兴我要当医生？”
“不，”她亲切地说“高兴你终于做出了决定。”
我也一样。
在四年级上了一半的时候，埃维得到了好消息。由于约瑟夫森替她说了话，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她求我申请上纽约的医学院，这样我们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虑后觉得这念头很有吸引力——尽管蔡兹已被密执安大学录取，秋天就要来入学了。
总之，我到医科顾问的办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纽约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册子，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终于，埃维要离开的时间到了。我猜想大多数好朋友会出去吃一顿告别餐啦什么的，但在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最后一晚这件事上，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到了我们最喜爱的练琴室，直到午夜守门人罗恩来赶我们走时仍在里面。我们向他解释了这一时刻的特别意义，他同意先去锁别处的门，我们可以练完正练着的这支曲子。
就这样，我们练完了西泽弗兰克1的a大调奏鸣曲，杰奎琳杜佩雷和丹尼尔巴伦波姆不久前刚刚录制了这支乐曲的唱片。
1西泽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乐充满了哀伤和渴望，我们演奏时其情之深，超过了我们一起演奏的任何时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后她走了。
我驱车回家，车子里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脚的弟弟来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个大人了，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生活。
自然，他对于生活的想法，无疑受到了我们童年时心理上不稳定的强烈影响。他似乎急于要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家。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专业都没选定，就选好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和一个满脸雀斑、会弹吉他的同班同学埃伦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们住在离大学乘公共汽车有25分钟路程的普兰菲尔德一座两家合住的楼房的顶层。
在这段时间里，我忙着写4年级的音乐论文，同时在有机化学课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样，不过是科学上的。
每周几个晚上（在11点电话费打折以后），埃维和我就在电话上聊天。这不如“活生生的”谈话那么令人满足——当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乐——但是能听到她对从我的女朋友到论文等一切问题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对论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认为有可能发表。
我论文写的是威尔第写出了游吟诗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满灵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够看出他两部歌剧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作为管弦乐大师的成长过程。真像是钻到了这位音乐家的脑袋里面。显然，两位评阅人和埃维有同感，因为他们给了我a+。
妈妈在感恩节来看我们的时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赫恩，是个医学博士。我原来就觉得最近有人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预感证明是对的。
他是个离了婚的外科医生，孩子已经成年。马尔科姆看来不仅是个具有幽默感的热情可靠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和父亲的完全相反），而且还有那么点儿是个音乐家，确切地说，是个男高音，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骗或假声就能唱到高音c。仅此一点就会使他成为任何一次演唱活动中受人欢迎的客人。马尔1已经是医院男声四重唱中的明星了。听他唱悄得有勇气中高昂的高对位调肯定会使最愁眉不展的听众脸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来他确实很喜欢母亲，现在母亲有真正的第二次获得幸福的机会了。
1马尔，马尔科姆的昵称。
埃维听到了关于马尔科姆的事非常高兴。（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很好的男人，而且还是个高音“c”？真是好得让人难以相信！）
我对她说，在圣诞节见到他时由她自己得出结论吧。
“哦，马修，我正要鼓起勇气来告诉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罗杰和我——”
“罗杰？”我怀着毫无理性的嫉妒问道“你是指名家约瑟夫森吗？”
“呃，是他。其实刚才是他接的电话。”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说“你该告诉我我打搅了你。”
“你永远也不会打搅我。再说，我们的事我都对他说了。我说，你和我们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个星期的雪怎么样？”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课简直把我给埋上了，我几乎都挤不出一天来回家。不管怎样，祝你圣诞节快乐。”
我挂上电话，觉得自己笨得像头驴。我早了整整一个月向埃维祝贺节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医学院。这样，即使在他们结婚以后，我仍然可以经常见到蔡兹和埃伦（他在畜类保护协会找到了做执行教练的工作，而她开始读师范学位）。
那年结婚很流行。8月，埃维和罗杰在坦戈伍德也结成了连理，罗杰正在那里在朱宾梅塔1的指挥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两天到了那儿，因为当罗杰去参加最后一次单身汉聚会时，埃维突然感到一阵胆怯（我只能这样形容）。（“我是说，马特，他是这么有名，而且——这么成熟。他干吗要娶我这么一个孩子？”）
1梅塔（1936-），印度管弦乐队指挥。1978年起任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音乐指导。
我设法使她相信，像罗杰这样的人很聪明，知道她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不管谁娶了她都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危机在开香槟酒瓶塞和闪光灯的砰砰声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我嘛，庆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礼后一些客人开的音乐会，似乎我收藏的录音带的一半作者都亲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后就一头钻进了医疗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维终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学业，以便能和罗杰一起巡回演出。这样，我们就逐渐疏远了。
即使在成了个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后，蔡兹和我仍然每个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并进行兄弟间的谈话。
他依然有着问令人不快的问题的习惯。
“你有机会的时候却没有和埃维结婚，觉得后悔吗？”他天真地问道。
“行不通的。我们就像兄妹一样。”
“那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我没觉得痛苦，蔡兹。我只是为去非洲的面试感到紧张。”
“非洲？”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啊，你一定是想参加美国军团，好把她给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责备道，然后承认自己向国际医疗队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个组织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区建立医疗站，给贫穷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治病。
“嘿，听起来这倒挺适合你的利他主义特点。有危险吗？”
“那就要看他们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亚，那儿正在打内战。不过他们对我说，双方都还没有愚蠢到向医生开枪的程度。”
“反正，别忘了在睡衣上别上‘医生’的牌子，”蔡兹怀着明显的关切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消息？”
“下个星期，到巴黎去面试以后。”
“你是说，你已经到了要面试的阶段了，可连你的亲弟弟都没告诉？”
“我是想如果失败的话，我最好先不声张。”
“得了，马特，你从来不会失败。”
“呃，”我笑着说道“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意义重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