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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有副作用一样，这些“治疗手段”的使用即使对儿童改正某一缺点或毛病是有效的，但同样会或多或少地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往往这种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是终身的。如果一个儿童经常被老师“治疗”除了会打击该儿童的自信心，降低他们对自我的评价和学习的积极性——与成人一样，为了获得长期从事某一“事业”的内在动力和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儿童也需要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成就感和尊严感——以外，还会使他或她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或被同学所歧视和独立，如此一来，一个本来非常正常的学生可能就会真的变成一个“问题学生”；而一旦某学生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且他或她的“问题”又被一些事实所证实，于是，老师也就可以将自己给撇清了，而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学生的身上。
如果接受学生的现状，承认调皮、讲小话、注意力不集中等不过是儿童的天性罢了，一位真正有爱心且懂教育的老师往往就会采取顺应儿童天性，因势利导的方式，应对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如看待学生讲小话、做小动作，老师首先要想到的是自己的课堂是否生动有趣，自己的自我表现欲望是否太强——上课“一言堂”没有给学生的参与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或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同样，对待注意力不集中，最好的办法并非强迫学生集中于老师指定的方面，而是要在课堂上不断地转变兴奋点，以唤起或转移学生的注意力。
另外，我觉得，很有必要使课堂上的“讲小话”合法化，而不应该将之视为干扰课堂教学的“噪音”知识（包括道德）是在个体与“他者”的交流与对话中建构的。从知识的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样也是学校教育——包括课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同样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而目前的教育教学方式，只重视学生与老师、与教材的“对话与交流”而且，就算这种“对话与交流”也往往是单向的、片面的，因而是不完善的——由于老师与学生权力关系的不对称，使信息的流动成了从老师（或教材）向学生的单向流动，这样，一方面构建了老师和教材在课堂或学校生活中的权威和霸权，使老师成了知识的化身，而课堂则成了老师独白的舞台；另一方面，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则被严重压抑、剥夺和扼杀，学生成了被动地接受别人施舍给他们的“神圣知识”的容器。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后面潜伏着的其实是老师的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学生”后面都潜伏着“问题老师”（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问题家长”）。就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界而言，并非因为老师不够敬业，或不够负责，而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将在学生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用来观照和描述教育的话语已经是非常陈旧且过时了，这些陈旧和过时的话语使我们看不清很多现象背后隐藏着的真正的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有鉴于此，目前，中国的教育界最需要的是要进行一场用来观照和描述教育的话语或曰范式的转型，因为只有通过这一新的话语和范式的透镜，很多原先不是问题的问题，才会作为问题显现出来，换言之，即在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层面浮现出来——只有发现了问题，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物都有副作用一样，这些“治疗手段”的使用即使对儿童改正某一缺点或毛病是有效的，但同样会或多或少地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往往这种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是终身的。如果一个儿童经常被老师“治疗”除了会打击该儿童的自信心，降低他们对自我的评价和学习的积极性——与成人一样，为了获得长期从事某一“事业”的内在动力和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儿童也需要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成就感和尊严感——以外，还会使他或她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或被同学所歧视和独立，如此一来，一个本来非常正常的学生可能就会真的变成一个“问题学生”；而一旦某学生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且他或她的“问题”又被一些事实所证实，于是，老师也就可以将自己给撇清了，而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学生的身上。
如果接受学生的现状，承认调皮、讲小话、注意力不集中等不过是儿童的天性罢了，一位真正有爱心且懂教育的老师往往就会采取顺应儿童天性，因势利导的方式，应对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如看待学生讲小话、做小动作，老师首先要想到的是自己的课堂是否生动有趣，自己的自我表现欲望是否太强——上课“一言堂”没有给学生的参与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或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同样，对待注意力不集中，最好的办法并非强迫学生集中于老师指定的方面，而是要在课堂上不断地转变兴奋点，以唤起或转移学生的注意力。
另外，我觉得，很有必要使课堂上的“讲小话”合法化，而不应该将之视为干扰课堂教学的“噪音”知识（包括道德）是在个体与“他者”的交流与对话中建构的。从知识的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样也是学校教育——包括课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同样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而目前的教育教学方式，只重视学生与老师、与教材的“对话与交流”而且，就算这种“对话与交流”也往往是单向的、片面的，因而是不完善的——由于老师与学生权力关系的不对称，使信息的流动成了从老师（或教材）向学生的单向流动，这样，一方面构建了老师和教材在课堂或学校生活中的权威和霸权，使老师成了知识的化身，而课堂则成了老师独白的舞台；另一方面，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则被严重压抑、剥夺和扼杀，学生成了被动地接受别人施舍给他们的“神圣知识”的容器。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后面潜伏着的其实是老师的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学生”后面都潜伏着“问题老师”（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问题家长”）。就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界而言，并非因为老师不够敬业，或不够负责，而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将在学生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用来观照和描述教育的话语已经是非常陈旧且过时了，这些陈旧和过时的话语使我们看不清很多现象背后隐藏着的真正的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有鉴于此，目前，中国的教育界最需要的是要进行一场用来观照和描述教育的话语或曰范式的转型，因为只有通过这一新的话语和范式的透镜，很多原先不是问题的问题，才会作为问题显现出来，换言之，即在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层面浮现出来——只有发现了问题，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