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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非常时期”——模块考试之前或者作业特别多的时候，小金发明了一种适用于非常时期的“三段睡眠法”他放学后大约下午6点到家，到家之后啥也不干倒头就睡，第一觉睡到吃晚饭的时候，晚饭后写作业；夜里11点左右睡第二觉，大概夜里1点，他家的闹钟会铃声大作，这时小金会再次起床复习和预习功课；大约到凌晨3点小金开始睡第三觉，到了早晨5点，小金一夜的睡眠结束，新一天的学习生活就从这时开始了。据说，这种三段睡眠法在同学中还挺流行。（4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鲁迅华盖集补白说“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和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儿童面对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压迫以及或显在或潜在的种种暴力，就象软弱的宋人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抵制或反抗的能力，只好伸着“天灵盖”被动地等待来自成人世界的“狼牙棒”的敲击。所谓的“三段睡眠法”不过是包裹在“天灵盖”上的脆弱的防护物，所能起到的防护作用恐怕还是有限得很——儿童们最终还是逃避不了被“狼牙棒”击打得头脑昏聩，思维紊乱，身体孱弱，成为制造顺民的“优质材料”的可怕命运。
我们时常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以及中国教育应该如何改革等问题，可所有的这一切议论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中国有教育”然而，中国果真有教育吗？答曰：中国根本就没有“教育”有的只有“教化”和“驯化”——而要谈中国的教育弊端与教育改革，首先中国得有教育才成。中国的教育总是“为了”的教育，而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则成了成人世界“为了”的工具。
那么“为了”后面跟着的“”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呢？往往是一些非常崇高的冠冕堂皇的东西——自然，这些东西值得儿童牺牲他们的身体健康，并奉献出他们的“天灵盖”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追究这些崇高的玩意背后潜伏着什么东西，就会发现，原来“崇高”也未能免俗——每一个“崇高”的口号后面都暗藏着“名”和“利”两件好东西。
换言之，中国的教育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争名逐利的竞技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教育就是中国这个巨大名利场的枢纽或最核心的部分。当年，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进入吾彀中矣？”但科举制与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何止“天下英雄”全中国所有公民的生活，都围着当前的教育体制转，甚至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这种体制显在的或潜在的影响。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中国，争名逐利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教育”
首先，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政治博弈”的有力工具。教育体制设定的其实是“利益博弈”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进行游戏并取得胜利的，就会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奖赏，而那些同样遵守游戏规则却失败的人，也并非一无所得，他们得到的是对于胜利的希望，至于那些敢于蔑视规则、破坏规则或拒绝参与游戏的人，得到的则是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些规则的设定从来就不是为了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量身定制”的，而是根据成人——尤其是统治阶层——的需要设计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这一巨大的“教育机器”而言，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还是“声光电热”并非最重要的，重... -->>
到了“非常时期”——模块考试之前或者作业特别多的时候，小金发明了一种适用于非常时期的“三段睡眠法”他放学后大约下午6点到家，到家之后啥也不干倒头就睡，第一觉睡到吃晚饭的时候，晚饭后写作业；夜里11点左右睡第二觉，大概夜里1点，他家的闹钟会铃声大作，这时小金会再次起床复习和预习功课；大约到凌晨3点小金开始睡第三觉，到了早晨5点，小金一夜的睡眠结束，新一天的学习生活就从这时开始了。据说，这种三段睡眠法在同学中还挺流行。（4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鲁迅华盖集补白说“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和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儿童面对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压迫以及或显在或潜在的种种暴力，就象软弱的宋人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抵制或反抗的能力，只好伸着“天灵盖”被动地等待来自成人世界的“狼牙棒”的敲击。所谓的“三段睡眠法”不过是包裹在“天灵盖”上的脆弱的防护物，所能起到的防护作用恐怕还是有限得很——儿童们最终还是逃避不了被“狼牙棒”击打得头脑昏聩，思维紊乱，身体孱弱，成为制造顺民的“优质材料”的可怕命运。
我们时常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以及中国教育应该如何改革等问题，可所有的这一切议论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中国有教育”然而，中国果真有教育吗？答曰：中国根本就没有“教育”有的只有“教化”和“驯化”——而要谈中国的教育弊端与教育改革，首先中国得有教育才成。中国的教育总是“为了”的教育，而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则成了成人世界“为了”的工具。
那么“为了”后面跟着的“”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呢？往往是一些非常崇高的冠冕堂皇的东西——自然，这些东西值得儿童牺牲他们的身体健康，并奉献出他们的“天灵盖”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追究这些崇高的玩意背后潜伏着什么东西，就会发现，原来“崇高”也未能免俗——每一个“崇高”的口号后面都暗藏着“名”和“利”两件好东西。
换言之，中国的教育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争名逐利的竞技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教育就是中国这个巨大名利场的枢纽或最核心的部分。当年，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进入吾彀中矣？”但科举制与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何止“天下英雄”全中国所有公民的生活，都围着当前的教育体制转，甚至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这种体制显在的或潜在的影响。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中国，争名逐利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教育”
首先，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政治博弈”的有力工具。教育体制设定的其实是“利益博弈”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进行游戏并取得胜利的，就会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奖赏，而那些同样遵守游戏规则却失败的人，也并非一无所得，他们得到的是对于胜利的希望，至于那些敢于蔑视规则、破坏规则或拒绝参与游戏的人，得到的则是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些规则的设定从来就不是为了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量身定制”的，而是根据成人——尤其是统治阶层——的需要设计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这一巨大的“教育机器”而言，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还是“声光电热”并非最重要的，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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