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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来取；而主人也有权为家人赐姓或赐名，皇帝给臣子赐姓或赐名对于被赐的人来说则是莫大的荣耀。不同的阶层往往以不同的取名规则而与其他的阶层区分开来，取名意味着社会对人的接纳与定位，不管被命名的人愿不愿意，他都得接受这个社会为他制定的一整套社会规范，故取名是人之社会化的第一步。如果说在此以前，猴王的心理结构尚处于未分化或半分化状态，自我、本我、超我的界限尚不十分分明的话，那么，至此，随着他的身份由“石猴”这一与自然同一的混沌状态到“美猴王”这一初步带有社会化色彩的称呼再到“孙悟空”这一完全社会化的称呼的逐渐明晰和确立，他的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裂缝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这一分裂对他的人生道路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他必须通过文化或符号将已经分裂的精神世界重建和重新统一起来，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以避免自我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裂产生于命名，或者说语言，而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使分裂的存在重新统一为一个整体。语言创造了世界，即世界产生于我们用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或语言对混沌的分割，而语言又使世界秩序化——德国诗人盖奥尔格说：词语破碎处，万物不复存。威廉？冯？洪堡特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指出：
人主要地——实际上，由于人的情感和行动基于知觉，我们可以说完全地——是按照语言所呈现给人的样子而与他的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的。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
道家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描述的便是语言分裂混沌创造世界的过程。语言是一种暴力，强制性地加在与他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一切事物上。有个古老的中国传说，或许可以作为“语言的暴力”的隐喻。相传，很久以前，镜鉴世界与人类世界并不像后来那样彼此分隔着。那时，镜族类与人类尽管混居在一起，和睦共处，但他们的颜色和外形是完全不同的。那时还能出入镜面。一天夜里，在未见任何预兆的情况下，镜族突然入侵，结果混沌出现了。人类很快就认识到，这些镜族人的确是混沌。入侵者势力强大，最后只有凭借黄帝的魔法，才将他们击败，逐回镜界。为了降服他们，黄帝设下一道符咒，迫使混沌人乖乖地按照人的行为举止行事。在这里，符咒即是语言，而混沌，是文明产生前的未分化的状态。
语言所具有的神奇功能，在各种不同来源的文化里都有记载，如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文字——语言的载体具有役使鬼神的魔力；而旧约全书？创世记里，则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见，语言确实有创造事物的功能。
当人们无法为他所遭遇到的事物命名时，世界的荒诞和混乱，即混沌就向他呈现了——萨特的剧本恶心中的主人公洛丁根在公园时看到一棵奇形怪状的树，于是便被一种莫名的恶心感（它的本质是一种存在性焦虑）俘获了，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那棵树。命名的本质是使世界秩序化，使此命名所代表的理念合理化与神圣化。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史蒂文森有一首名叫坛子轶事的诗：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
放在田纳西的山顶
凌乱的荒野
围向山峰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
高高地立于空中
他君临世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他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
这里的坛子，我们可以理解为文明或语言，或者说就是命名，他君临世界，使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即向某一个中心聚集，变得不再荒凉。命名即是权力，或者说权力支撑着命名。为了摆脱对生活对死亡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恐惧，使生命获得某种意义，人们需要依附某种权力。
在电视剧西游记里，当须菩提为猴王取名“孙悟空”时，猴王喜极而连连狂呼：“师傅收我啦！我有名字啦！”一方面是有了师傅，即通过对某种权力的依附而获得了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定位；另一方面是有了名字，即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分裂的自我——因为命名既是分裂又是重建。试看书上对此是怎么描绘的：
祖师笑道：“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个兽傍，乃是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化育，教你姓‘狲’倒好。狲字去了兽傍，乃是个子系。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猴王听说，满心欢喜，朝上叩头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万望师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赐个名字，却好呼唤。”祖师道：“我门中有十二个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辈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个字？”祖师道：“乃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十二字。排到你，正当‘悟’字。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么？”
横座标“姓”确定了猴王与猢狲家族的联系甚至他的性别，纵座标“名”确定了猴王在师徒关系中的辈份，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渴望己久的确定性，否则，他将继续在茫茫无尽的不确定性中漂泊——自他从石头中诞生，即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并获得意识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必须为自己在宇宙中确定一个位置以重新融入自然。难怪猴王得了姓名后要“怡然踊跃”并“作礼启谢”了，因为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被暂时消解的“存在性喜悦”但是，在他接受“孙悟空”这一名字的同时，也意味着他接受了使他的名字具有意义的那一套价值观念与“游戏规则”不管他是否已意识到这一点。显然，须菩提对此是很清楚的，于是“那祖师即命大众引悟空出二门外，教他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众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门外，又拜了大众师兄，就于廊庑之间，安排寝处。次早，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每日如此。闲时即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凡所用之物，无一不备。”所谓的“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和“言语礼貌”便是他融入这个小型的按等级制建立起来的社会团体必须学会的行为规则，而“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是他由于在这个团体的等级座标处于较低的层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猴王从兽的世界进入“人”的世界，和小孩子出生后的逐渐社会化的经历非常相似。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论确实性里说：
孩子学会相信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学会遵循这些规则去做事，然后逐步形成一个信念体系，而这个体系中某些信念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而某些信念则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某个信念之所以占有稳固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其本身显而易见或令人信服，倒不如说是靠其周围的信念才使他不可动摇。
从小在某种文化语境中长大的孩子，于他们还在娘胎里的时候，社会就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信念体系，当他们来到人世间后，在他们还不具备思辨能力的时候，这一套信念体系往往就已被内化到他们的一言一动中去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觉察不到这套信念体系的存在。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磁场，他使进入这个磁场的所有电子都向大致相同的方向旋转，非具有大智慧大勇猛大能量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不可否认，猴王确实具有大智慧大勇猛大能量，但他同样没能突破创造了他并使他获得意义的文化场，相反，他强化了这种文化规则加在他身上的各种束缚，并最终将这种文化规则成功地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因为他存在于其中的是一个静态的、按照封闭的角色等级组织起来的且各个等级同构的社会，他自出世以来所受到的各种教育都在强化同一套相对固定的信念体系，使他失去了反思这一信念体系的能力——当他坐在美猴王的宝座上时，他绝对不会去反叛支撑着这一优越地位的信念体系的。m？e？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说：
社会系统和个性之间有回馈关系，因此社会系统产生那些个性需要，而个性需要反过来又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得到满足并激励社会系统的运行。
正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系统使他产生了当猴王的个性需要，因为他的超出常人的能力使他不能安于现状，依据同样的社会逻辑，当上猴王后，当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并不足以使自己超越生死的界限时，他必然会产生出更高的个性需要，这种需要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神仙界所预设的，当他追寻这些个性满足时，其实也就是在强化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系统及其运行的逻辑。
作为“美猴王”的孙悟空虽然已经拜了神仙界的精英须菩提为师，并学会了腾云驾雾和七十二般变化，即掌握了通往更高权力道路的“知识”但他仍然属于魔界，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不管怎样，他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边缘向中心移动。开始的时候，孙悟空并非有意识地向权力中心运动，因为他并没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只是受着本我的“快乐原则”的支配，想过一种“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在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神、人、魔三界，甚至神界的最高统治者都没有这种自由，因为作为最高统治者，还受着天命的制约。由于权力的大小意味着自由度的多少，因此，孙悟空对自由的追求必然会被导向对权力的追求。因为想着暗中还有个阎王老子管着，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命，使孙悟空迈出了向神仙界所代表的中心运动的第一步。就观念而言，长生久视未必就一定胜过匆匆过客似的一生。但占据统治地位的神仙界凭借暴力垄断了三界众生的生命权，并制造了长生久视优越的观念，以使自己的地位神圣化。神仙界紧紧把握着“永生”这张进入天堂的门票，并自行制订了一个契约，承诺凡按他们的游戏规则修炼的三界众生皆可获得永生。孙悟空虽然在须菩提门下是按照神仙界的游戏规则修炼的，但他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那张进入天堂的门票，因为他还承受着更高的天命，即扰乱本来就已现出乱象的三界秩序，然后通过取经的仪式重建这种秩序。当他回到花果山，以暴力消灭了混世魔王，降伏了众妖，在魔界建立了足以与神仙界抗衡的秩序。这时，他获得了承受天命的凭证——如意金箍棒。那是大禹治水之时留下的一块神铁，书上借龙婆、龙女的嘴巴道出了这一契约：“大王，观看此圣，决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悟空在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犹如苏格拉底的牛虻——神仙界凭借暴力建立起来的秩序正在走向废弛，走向暴力的无政府状态，其表现为各路妖魔各自占山为王，祸害人间，整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杀戮：“那南瞻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整个世界好比硕大的骏马，迂缓不灵，需要孙悟空这只牛虻叮叮他，使他精神焕发起来。因此，孙悟空闹龙宫、闹地府甚至大闹天宫虽然表面上是以下犯上，破坏和扰乱了三界秩序，破坏了神仙界所立下的契约，但由于他的行为是符合天命这一最高的契约，所以注定了他的反叛行为只是暂时地受到惩罚，最终必将获得奖赏。
孙悟空的反叛为什么符合天命呢？因为他并没有对形成现存三界秩序的逻辑基础，即以暴力为基础的等级制和使之合理化的天命观提出质疑，相反，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一逻辑行事。从契约的观点来看，孙悟空对神界所立的契约的破坏并没有指向新的契约的产生，他只不过是将立约人换成了自己罢了，至于契约的内容还是照旧。孙悟空的反叛形象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缩影在文学中的反映。如同下中国象棋，在一定条件下，地位最低的“兵”或“卒”也可以被允许去冒犯“王”的威严，将“王”的军，但只要游戏规则不变，暂时混乱的结果不过是新一局棋的开始。三国演义开篇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史记？伯夷列传云：“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只要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三界出现的混乱永远也只不过是造成了暂时的社会震荡，释放出一些过剩的社会能量，最终必将复归平静，新的一局棋从此开始，等待着下一次社会震荡的来临。法国20世纪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诺斯的一首名为弹词？花儿的诗里说：
十八岁的统帅约拿丹
有一天在远东的一个小岛上捉到一只鹈鹕。
清晨，鹈鹕生下一个白白的蛋
蛋里出来的鹈鹕与他十分相似。
第二只鹈鹕也生下一个蛋
里面出来的自然还是下白蛋的鹈鹕。
这种情形可以延续许久
只要人们不去做煎蛋。
鹈鹕生下的蛋孵出的必定是鹈鹕，而不会是什么新的物种，按相同的游戏规则玩的棋局尽管千变万化局局新，总是脱不了其相同的本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到底是怎么回事。且不说他在花果山按照等级制所建立的妖界秩序与神、人二界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他之所以造以玉帝为代表的神仙界的反，你道是为什么来着？无非就是嫌“弼马温”的官太小，未入流，因此抱怨“玉帝不贤”“不会用人”等到玉帝让他做“齐天大圣”的时候，乖乖，他不反了，而且见了玉帝老儿不免要唱一个喏；可当他知道自己的“一字并肩王”的“齐天大圣”封号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没他的份的时候，他又反了。有人说西游记写大闹天宫的前七回中的孙悟空的性格与后九十三回中保护唐僧取经的孙悟空的性格不太协调，其实，此言差矣！那就是同一个孙悟空。玉帝的招安唤醒了他心中沉睡的“权力欲望”使他开始有意识地向权力中心运动，可由于他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兽、妖、魔），即使凭借个人暴力获得了“齐天大圣”的称号，也要受到森严等级制度和实力当权派的歧视，因为一个小小的搅乱宴会的过失，便被整个神仙界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沦为整个世界秩序所共同诛伐的罪犯。不可否认，孙悟空确实在追求着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追求着人生的意义，但大多是无意识的、自发的；而另一方面，他其实也在追求个人的利益与特权，因为在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里，只有权力的支撑才能确保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作为等级制社会最底层崛起的精英，孙悟空自出生起就被剥夺了话语权，他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得不用向神仙统治集团学习和借用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并在社会、在宇宙中为自己定位。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用统治集团的语言塑造的，因此即使他对压迫他的权力的反抗也是对权力的认同和强化。由于对自由的追求被异化为对权力的追求，注定了孙悟空只能走夺取最高权力或依附最高权力的人生道路，这就注定了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的手掌心，因为他的反抗是一种“策略逆转”式的反抗，没能跳出作为如来集团统治基础的权力运作机制的陷阱。因为受了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的教训，为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处境，他于是想用另外的方式融入神佛的世界，以便在神佛的特权中分一杯羹。他的反抗与他的受招安一样，只是在谋取自己个人的利益与特权，他只是对自己的能力与地位的落差太大而不满，却并不反对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作为等级制度基础的“游戏规则”以确保自己的特权与利益——从他对玉帝、观音、如来这些神佛世界强权的代表与土地、龙王之类神佛世界的“弱势群体”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就是神佛世界以强权建立起来的秩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或者说同谋。在这一点上，孙悟空的反抗与在革命的幻想中让未庄的一伙鸟男女跪在自己面前的阿q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曾如此谈论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的误区：
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入了整个性机制的轨道。一个人如果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孙悟空反叛现存秩序的逻辑，他的反抗的终极目标只是想自己坐在“金字塔”式的权力顶峰当皇帝，建立一个与现存秩序同构的自认为“更好”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最终会堕落成与现存秩序一样的“坏秩序”故他的反抗其实是一种“策略逆转”的反抗，只不过是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罢了，因为上坡的路与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现存秩序也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
（二）五行山、紧箍咒与斗战胜佛
五行山、紧箍咒都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五行山是压在孙悟空身上的如来五指化成的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但以孙悟空的能耐竟能从中伸出一个头来，可见，要以五行山压住孙悟空实在并不容易，可一旦贴上“唵、嘛、呢、叭、咪、吽”六个金字，孙悟空就无法挣脱了。金箍是观音和唐僧合谋骗孙悟空带上的一个金属圈儿，平常的时候倒也没什么，甚至可以看成一种头部的装饰品，可一旦孙悟空做出越轨的事儿，唐僧只要念动紧箍咒就能令孙悟空头痛如裂。可当孙悟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功行圆满，被神仙统治集团的代表如来册封为斗战胜佛时，金箍却自然褪去了。唐僧对此解释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此三者虽然是神话的虚构，却暗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为什么贴上“唵、嘛、呢、叭、咪、吽”六个金字就能使五行山生根合缝，孙悟空只可以摇挣摇挣呢？为什么紧箍咒能使孙悟空头痛呢？二者有个相同之处，即使用了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文化本身。海德格尔云“语言是存在的家”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而接受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种文化传统。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l？a？怀特认为，文化的实质在于符号或符号能力：
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
卡西尔则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力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固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力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束缚孙悟空的其实并不是五行山和金箍，而是逐渐为他所内化的那些由统治集团制定的作为社会契约之一种的文化规范。弗洛伊德曾经说，文明的历史即压抑的历史，即人类文明产生于超我（文化规范）对本我的压抑。自由是带着超我（文化规范）的镣铐跳舞，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是人类摆脱不了的宿命。孙悟空之所以为五行山和金箍咒所苦，是由于他内心的本我与超我的冲突造成的，而作为本我与超我的媒介的自我尚未定型，不能很好地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以五行山这种压迫形式的文化规范对于孙悟空而言还是外在的话，那么金箍这种束缚形式的文化规范俨然似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当他成了斗战胜佛，金箍真的褪去了吗？非也。只是这时他已感觉不到金箍的存在罢了，因为通过取经这一炼魔仪式，以前令他难受的那种文化规范已被内化到他的灵魂中去了。此时的孙悟空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已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了追寻己久的自由。
三、取经人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罗普认为：“探索事物结构的基本方法是简化。”根据他的极具操作性的“简化”方法对西游记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做出排列，依次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故事：
1唐僧：原为西天金禅佛子，因无心听佛，被如来贬转尘世受苦，出身落地即遭凶逢难。后披神威、感皇恩，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矢志不渝，到达西天佛地，终成正果。
2孙悟空：乃补天之仙石，感天地日月精华生成的神猴。因大闹三界，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后皈依佛教，护卫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惩恶扬善，斩妖除魔，最后被封为斗战胜佛。
3猪八戒：本天国中天蓬元帅。因酒醉调戏嫦娥，而被遣下凡，变成丑猪模样，受观音菩萨劝戒，跟随唐僧取经。负肩挑担、不辞劳累，最后将功赎罪，做了净坛使者。
4沙僧：本是神界中的一个卷帘大将。只因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玉盏被玉皇大帝贬下凡界，堕落流沙河。也是由观音菩萨劝化，跟从唐僧登山牵马，无悔无怨，直至西天，加升金身罗汉。
5白龙马：乃西洋大海敖闰龙王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触犯天条。是菩萨讨他给唐僧做了脚力。一路上，忍辱负重，不遗余力，后复归八部天龙。
由以上的简介中可以看出，取经集团的五位成员都是破坏了神仙统治集团所立的某种契约的“罪犯”他们的破坏契约，或者出于有意，或者出于无意，但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甚至连心高气傲，常常以“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都承认自己“犯了诳上之罪”这实质上等于承认了将他们定位为“罪犯”的契约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而言，他们的认罪是对神仙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认同，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由于上与下的互动关系表现为“非对称性相倚”的关系，即“一方以对方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而另一方则主要对自己的计划做出反应。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相倚，一个依自己的计划办事，另一方则看着对方的脸色行事。在非对称性相倚中，对自己计划做出反应的一方，掌握着互动的主动权，另一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因此，立约者往往是处于上位的统治者，他们由于掌握着不受处于下位者的制约的权力，往往凭借一己之好恶随意单方面提出契约，故十分容易走向残暴与专制。取经集团的五位成员所犯的过失并不算大，有的甚至微不足道，如唐僧只是上课不专心听讲，而沙僧也只不过是失手打破了一只玉盏而已，可他们却受到了比较严厉的惩罚。他们既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又是它的同谋。整个取经过程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既是一种惩罚仪式（对立约者而言）又是一种赎罪仪式（对签约者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对法律（统治阶层所立的契约）的破坏往往不但被认为是对专制的君权、君主本人的尊严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冒犯，而且是对整个宇宙秩序的破坏，所以必须通过对犯罪者的惩罚来修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宇宙秩序，故取经赎罪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司法仪式，也是一种政治仪式和展示权力的仪式，更是一种巫术仪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说：
按照古典时期的法律，如果逾越了法律为其规定的严格界线，就是犯法，而不考虑其是否造成伤害，甚至不考虑是否破坏了现存统治。如果有人做了法律禁止的事，即使没有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这种行为也是必须加以弥补的罪过，因为最高者的权利受到侵犯，这种行为冒犯了其尊严。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这种罪行还冒犯了君主。它是对君主人格的冒犯，因为法律体现了君主的意志。它也是对君主人身的冒犯，因为法律的效力体现了君主的力量。
从福柯的角度来观照取经过程，可以说取经也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神权和神界的君主权的仪式，它用自身为罪犯所预设的九九八十一难来展现神权和天命观，因此，取经并非为了重建正义，而是为了重振权力并使权力重新合法化和神圣化。
四、魔难
相对于神而言，魔是一种被边缘化的力量。在个体心理层面上，魔即“心魔”它是本我的象征，是被超我（神）所压抑的原始欲望和无意识的力量。西游记里塑造的妖魔形象的特征和本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妖魔是修行的障碍，是仙佛的对立面；第二“魔由心生”魔即人的本能欲望的外化，但这些欲望是仙佛世界所排斥与压抑的对象，只有能降伏“心魔”“破心中贼”达到“六根清净”才能取得真经，上升到仙佛的世界，故西游记第十四回的回目叫“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何为六贼？曰：一个唤做眼看喜，一个唤做耳听怒，一个唤做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其实就是佛教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又叫“六尘”
魔与神都具有超人的力量，因为他们的以前乃至现在都是某种自然力的化身。在西游记里，魔与神最主要的区别乃是否获得“永生”即魔不能“永生”他们的生命要进入六道无穷无尽的轮回之中，除非他们能修炼成神仙；而神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脱离了六道轮回，垄断了“永生”权，除非他们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如动了凡心，或在修炼的时候道高魔生，走火入魔等等。神仙集团之所以能在三界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因为他们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权和三界众生的“生命权”西游记里斗争的焦点也就在于对“生命权”的争夺——即妖魔要吃能令人长生不老的唐僧肉，而神仙集团则竭力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
魔不仅仅是神的对立面，也是神的合作伙伴，魔与神具有互文性。魔与神互相定义，并且是神所建立的三界秩序的结构性力量。魔的存在使神凝聚成一个共同利益集团，并使神的地位合法化和神圣化。总体而言，魔所代表和掌握的是一种散漫的暴力，而神所代表和掌握的是有组织的秩序化的暴力。西游记里面的妖魔为什么总是吃不着快要到口的唐僧肉呢？一方面这是作者与读者共同默认的契约，因为唐僧如果被吃掉了，故事就几乎没法写下去了，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要表达的一些意义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同时，也违背了读者阅读时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这也是神与魔之间所立的微妙的契约。权力具有表演性，它需要不断地被展示，以将自身从遮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为权力的持有者与其实施对象所感知，以维持自身的结构稳定。权力是一种“耗散结构”它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方能维持自身的平衡，这种交换一旦被中断，它就会走向寂灭和崩溃。“欲坚道力凭魔力”如果没有魔对唐僧肉的争夺，那么，神对“生命权”的垄断就得不到展示，神的秩序和威严就无法建立；如果妖魔夺得了唐僧肉，这对神同样是致命性的打击，因为神的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即对“生命权”的垄断被破坏了。故只有让魔去争夺唐僧肉却又吃不着唐僧肉，才能体现出神的力量和神圣性。神的权力是依靠立约（天条）与对破坏或完成契约的惩罚或奖励而得以展示的。根据神所立契约的性质与他们对破坏或完成其契约的妖魔的奖惩情况，我们可以将西游记里的魔难情节分成以下三种模式：
（一）“宥情模式”即对于偷逃出天国佛地或稍有善根愿意改过的妖魔，诸天菩萨或为之求情，或给以宽恕而留下性命。其中一类妖魔是某仙或某菩萨的坐骑，趁主人疏忽而窜入下界，占山为王，为非作歹，如52回太上老君坐骑青牛精、71回观音菩萨坐骑金毛犼、77回文殊菩萨坐骑青狮和普贤菩萨坐骑白象、79回南极仙翁坐骑白鹿、90回太乙天尊坐骑九头狮子王等，这类妖魔神通广大，极难降伏，直到主人公出手才原形毕露，被主人公收归本府。第二类是与仙佛菩萨沾亲带故，或为眷属，或为部众，因动了凡心，私自下界，为害一方的妖魔，如21回西方佛地的黄毛貂鼠(黄风怪)、31回玉帝手下的奎木狼、33回西海龙王外甥鼍龙、99回观音菩萨池中养大的金鱼、66回弥勒佛侍童黄眉童儿、77回凤凰之子(佛祖母舅)大鹏鸟、83回托塔天王义女老鼠精、95回太阴星君捣药的玉兔等，这类妖魔被孙悟空和各自的主人公降服，押回管束，却也留下了性命。第三类是自成魔道的妖孽，残害生灵，独霸一方，被降伏后，因菩萨的慈悲，饶其死罪，收在手下管束。如17回熊罴怪，被观音菩萨收伏，做守山大神；42回牛魔王之子红孩儿，被观音收为弟子即善财童子；62回牛魔王被托塔李天王擒捉，归顺佛家，其妻罗刹隐姓修行，得了正果；73回百眼魔君蜈蚣精被毗蓝菩萨降伏收其看守门户，等等。
以上三类妖魔或者是神仙的坐骑，或者与神仙沾亲带故，或者本能高强，有一技之长。一方面他们破坏了神所立下的契约，犯了天条，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可另一方面，由于神仙所建立的三界秩序并非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而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个社会“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权大于法，握有政治权利的神仙不但拥有单方面提出契约（法）的权利，也为自己保留了单方面修改契约（法）的权利。如果对自己想提拔的妖魔或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妖魔处以重罚，则对个体的神的面子和尊严而言是一种冒犯；如果不对这类妖魔做出一定的处罚，则整个神仙界所建立的秩序就会受到质疑，作为个体的神的地位就会被消解。但在这种人治的社会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认同的契约，即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人情。这后一契约作为对专制权力的补充，为陷入上面所谈到的这种两难处境的握有特权的神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即或者捏造一个理由为妖魔开解罪行，或者只是用责骂和束缚对那些破坏契约的妖魔进行象征性地惩罚。现在试看菩萨是怎样为自己的金毛犼开脱罪责和讨人情的：
菩萨道：“我特来收寻这个妖怪。”行者道：“这怪是何来历，敢劳金身下降收之？”菩萨道：“他是我跨的个金毛犼。因牧童盹睡，失于防守，这孽畜咬断铁索走来，却与朱紫国王消灾也。”行者闻言急欠身道：“菩萨反说了，他在这里欺君骗后，败俗伤风，与那国王生灾，却说是消灾，何也？”菩萨道：“你不知之，当时朱紫国先王在位之时，这个王还做东宫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间，极好射猎。他率领人马，纵放鹰犬，正来到落凤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乃雌雄两个雀雏，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开处，射伤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带箭归西。佛母忏悔以后，吩咐教他拆凤三年，身耽啾疾。那时节，我跨着这犼，同听此言，不期这孽畜留心，故来骗了皇后，与王消灾。至今三年，冤愆满足，幸你来救治王患，我特来收妖邪也。”行者道：“菩萨，虽是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败俗伤风，坏伦乱法，却是该他死罪。今蒙菩萨亲临，饶得他死罪，却饶不得他活罪。让我打他二十棒，与你带去罢。”菩萨道：“悟空，你既知我临凡，就当看我分上，一发都饶了罢，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若是动了棍子，他也就是死了。”行者不敢违言，只得拜道：“菩萨既收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间，贻害不浅！”那菩萨才喝了一声：“孽畜！还不还原，待何时也！”
明明是金毛犼祸害人间，倒被菩萨说成了是“与朱紫国王消灾”并随口编出了一套因果来证明“消灾”的合理性。因为她是菩萨，所以她说的话就是法，没人敢怀疑。当孙悟空要打金毛犼二十棒时，菩萨又绵里藏针地说什么“你既知我临凡，就当看我分上，一发都饶了罢，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唬得孙悟空不敢违言，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孙悟空少不得要劝诫几句，这时，菩萨才装模作样地“喝”了金毛犼一声“孽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宥情模式一方面揭露了神仙统治集团的腐败，因为由神仙集团所建立和完成的邪恶性的契约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惩罚，在这些游戏笔墨里，作者泄露出了他悲观的、讥世的态度；可另一方面，作者之所以悲观、讥世，并非出于对他生存于其中的制度的质疑，而是针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质疑，相反，他的本意是维护这种制度的，既所谓“爱之深而恨之切”其实，我们是可以从孙悟空的形象里印证作者对他生存于其中的制度的态度。从悟空对待取经途中所遇国家的昏君的态度来看，他反对的是坏皇帝，希望出现好皇帝，他并没有否定皇权。悟空对那些昏聩无能又祸国殃民的皇帝只是臭骂一通，最终还是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险帮他们夺回王位，临走时对他们耳提面命一顿，要他们尽职尽责地做皇帝，做一个爱国爱民的好皇帝，为民众谋福利，不要再被小人奸臣愚弄。那些皇帝们也无不痛哭流涕地表示知错悔改，悟空师徒遂认为胜利完成了使命，心满意足地上路继续他们的征程。最后，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场可谓惊天动地、轰轰烈烈、悟空为之付出全部心血与劳动的取经运动，奉的是唐朝皇帝的旨意，为的是保“圣主皇图永固”而唐太宗与唐僧拜了兄弟，唐太宗称唐僧为“御弟圣僧”唐僧当时即发宏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
（二）“天机模式”这种魔难则是菩萨有意为难取经人，考验取经人诚意的魔难方式，其结局不言而喻。如35回魔主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乃太上老君看金炉银炉的二童子，当孙大圣好不容易将其收进宝葫芦里，太上老君赶到，索还宝物和二童子，并声言：“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39回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即将魂丧孙行者棒下之时，文殊菩萨赶到，厉声叫道：“且休下手”并声明：“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99回观音菩萨为满唐僧受难之数，命揭谛赶上金刚“将他四众，连马带经，坠落下地”
天机模式将神的权力展示得淋漓尽致。据神仙集团的解释，这类魔都是神仙有意派往人间的以考验取经人的。一切似乎都在神的掌握中，魔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了神展示自身力量的工具，而正是由于魔的不自知，才更能显出神的高明。这也是一个神单方面提出的契约，签约者是魔，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契约的存在，但当他们违反了契约，就会受到神的惩罚。他们处于神所立的契约的悖论中，只有破坏一个契约才能完成另一个契约，由于后一契约的存在，他们将不会因破坏了前一个契约而受到神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他们完成了后一契约的奖赏。由此可以看出，神仙集团所立的契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正是这种随意性，展示了神的权利的神圣性。圣经？创世纪里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正因为神要什么，就有了什么，才能显出神的全知全能。
（三）“杀灭模式”即痴心想吃唐僧肉或没有后台的妖魔，最终被孙悟空师兄弟战胜，或棒杀，或一顿钉钯筑死(也包括以上两种模式中妖魔手下的小妖等)。死在孙悟空师兄弟手下的妖魔有：27回的尸魔白骨精，46回的外道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55回的蝎子精，58回的六耳弥猴，63回的九头虫(此是例外，逃跑了)，64回的树魔，67回的红鳞大蟒，73回的蜘蛛精，86回的南山大王豹子精，92回的犀牛精辟寒儿、辟暑儿和辟尘儿，等等。
这类妖魔没有任何“护身符”当他们破坏了神所立下的契约时，没有另外一个契约能保护他们，使他们免于被处决的命运。对于神所建立的专制秩序而言，随意惩罚罪犯和随意撤消本应进行的惩罚都是权力的展示形式。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谈到君主的专制权力时说：
君主在处决时的存在，不仅表现为实施依法报复的权力，而且表现为能中止法律和报复的权力。他应该始终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唯有他能够荡涤冒犯他本人的罪行。尽管他确实授权法庭行使他主持正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转让这种权力。他仍完整地保持着这种权力。他可以任意撤消或加重判决。
如果把君主换成神仙，这正是我们在上面三种模式里所看到的情况。
五、替罪羊
西游记是一个迫害文本，其中取经人、妖魔、女人都是被迫害的对象，同时又是恢复和重建三界秩序的“替罪羊”整个西游记就像在进行一场宗教祭祀仪式，而取经人、妖魔、女人就是供奉在祭坛上的牺牲，这场宗教祭祀仪式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使神和神的权力神圣化。西游记这幕“神圣的喜剧”开场的时候，神、人、魔三界爆发了严重的混乱和危机，神仙集团面对危机惊慌失措，以至于必须将内心的恐惧投射到某一受难者身上，以对目前的状况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化解这场危机。按勒内？吉拉尔替罪羊一书的说法，一旦社会出现危机，团体为了平息这个混乱的危机，必须在集体屠杀中启动牺牲机制，杀害或象征性地杀害一个或一群替罪羊，以挽救整个社会，以少数人的死亡换来社会的安宁，这一牺牲机制缓和了团体的矛盾。神仙集团首先选中的“替罪羊”便是孙悟空，他不寻常的出身既是承受天命的标记，也是“替罪羊”的标记。其次，他确实破坏了神所立下的契约，犯上作乱，打破了万古不变的秩序，使世界失去了平衡，出现了危机，于是，孙悟空便被选中以承担引起社会危机的整个罪责。但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后“安天大会”也开了，危机却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平息，被破坏的宇宙秩序也没有得到彻底重建——三界只是恢复了暂时的和谐。五百年后，乱象复萌——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这时，孙悟空再一次被选中作为“替罪羊”并承受着神仙集团对他的双重迫害——这次，他现身说法，从受害者转变成了迫害者，由秩序的破坏者变成了秩序的恢复者，甚至变成他原先“损害”的秩序的创建者。最重要的罪犯变成重建他原来曾破坏过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这才更能显出这种秩序的神圣性。与孙悟空一起承担这个重建秩序的重任的是取经人集团的其他成员。取经人集团的成员有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罪人。他们曾经是秩序的有意或无意的破坏者，后来被神仙统治集团从中心发配到边缘，并且各各身上都具有受难者的标记，或长得奇形怪状，或身世不凡等等。他们经历了81次仪式化的磨难后，最终都被神圣化为仙佛集团的高级官员。可另外一些被选作“替罪羊”的牺牲品却并没有他们的幸运。这些“替罪羊”即妖魔集团，他们是处于山林或水泽的被神仙集团边缘化的力量。他们长得奇形怪状，具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相对于神仙集团，他们是弱势群体。所以，他们注定要承受引起宇宙秩序混乱的所有罪过，并因此而付出或失去人身自由或被杀灭的代价。另一个“替罪羊”集团是女人，她们与魔一样，也被认为是引起人间秩序混乱的原因。
美国学者马文？哈里斯在其著作母牛？猪？战争？妖巫对中世纪教会的巫术迫害的评论对我们理解“替罪羊”在化解神仙集团的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将是不无帮助的：
我认为，要想充分理解妖巫狂热的原因，就必须仔细探究其现实的结果，而不是它的神圣宗旨。追捕妖巫体系的主要结果(除了焚烧肉体之外)，是贫困百姓开始相信是妖巫和魔鬼而不是君主教皇使他们倍受磨难。相信房屋漏雨，母牛流产，麦田干枯，甜酒变质，头痛脑热，婴孩死亡，这一切都是那个砸坏你的栅栏，欠你债款要你土地的邻居——一个变成妖巫的邻居干的。于是面包价格上涨，税款提高，工资减少，就业艰难，鼠疫和灾祸夺去了村里和城镇三分之一居民的生命，也都成妖巫的所为。这些凶狠残暴的妖巫可真太肆无忌惮了。教会和当局果断地向人们的幽灵般的敌人开展围剿。当局不道余力地清除这一邪恶势力。富人和穷人便对当局在这场战斗中所作的努力和无畏精神感激不已。
由此可见，妖巫狂热的现实意义就是教会和当权者将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危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貌似人身的想象中的魔鬼身上了。那些整日被这些想象之中的魔鬼的行径缠得心神不宁，一无所有，极端贫苦的百姓，开始对魔鬼而不是对腐败的教会和贪婪的贵族大加谴责。教会和当权者不仅推卸了所有罪责，而且他们还成了全力依赖的对象。牧师和贵族一跃成为反击那些无所不在但极难辨认的敌人，保护百姓的恩师救主了。这最终成为交付什一税，服从收税大员的理由了。
对“替罪羊”进行迫害的结果一方面通过权力的展示使神仙集团的地位神圣化，另一方面也转嫁了引起危机的真正的原因，即神仙集团自身的腐化和堕落，从而增强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凝聚力，维护了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四章 结语
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创作是从历史事件出发，经过漫长的历时态群体创作，由史实向游记、传记、变文、杂剧、平话等各种艺术形式的不断演变，其间历经九百多年，方于明代成书。由于西游记是集体创作，不难理解，其中当沉淀了更多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德国哲学家谢林在神话哲学引论一书中说：
在神话过程中，人必须应付的不是物，而是那些源出于意识自身之内的、支配他的力量。神话借以形成的神谱历程发生于意识之中并通过制造表象来展现自己，就此而言，它是主观历程；然而这些表象的原因以至它们的对象都的确是和根本上是神谱的力量，意识就是借助那些力量最初假定了神。该过程不仅仅由被表现的潜能构成，而且也由产生意识、创造自然（由于意识是自然的终结）因而也是现实力量的潜能所构成。神话的过程不仅处理自然对象，它也处理纯粹创造性的潜能，意识本身即是这潜能的最初产物。
因此，神话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精神史。由于结构与细节或故事情节相比，具有某种不变性和稳定性，故通过对西游记的结构的分析和阐释，当更能从某个方面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的某些特点。前人对西游记的各种阐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本文并不矛盾，因为本文并没有说西游记的主题一定是什么，只是说它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了维护传统社会的专制秩序的功能——它使这种秩序神圣化和合理化。由于孙悟空对现存秩序的破坏和反抗是一种“策略逆转”的反抗，即旧契约的破坏并没有指向新契约的产生，只是将自己换成立约者，故支撑着这一秩序的“文化核心”或者说“文化基因”并没有遭到破坏，它必然在暂时的社会振荡结束后将自我重新复制出来，就象“凤凰涅槃”一样。因此，孙悟空的反叛不会给社会制度的进步带来任何新的东西。
孙悟空的反叛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历史某个侧面的缩影。在谈到历史的时候，马克思常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历史常常惊人地重演。”对这句名言，马克思又作了补充：“历史的重演，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类似的这种弱势群体对于强势群体的压迫的“脱离靶心”的反抗，在人类的历史上已上演了成千上万次，由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其带来的新的社会理念还没有诞生，注定了孙悟空的反叛只能以“大团圆”式的喜剧告终（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大多与此不无关系），然而，这正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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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来取；而主人也有权为家人赐姓或赐名，皇帝给臣子赐姓或赐名对于被赐的人来说则是莫大的荣耀。不同的阶层往往以不同的取名规则而与其他的阶层区分开来，取名意味着社会对人的接纳与定位，不管被命名的人愿不愿意，他都得接受这个社会为他制定的一整套社会规范，故取名是人之社会化的第一步。如果说在此以前，猴王的心理结构尚处于未分化或半分化状态，自我、本我、超我的界限尚不十分分明的话，那么，至此，随着他的身份由“石猴”这一与自然同一的混沌状态到“美猴王”这一初步带有社会化色彩的称呼再到“孙悟空”这一完全社会化的称呼的逐渐明晰和确立，他的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裂缝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这一分裂对他的人生道路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他必须通过文化或符号将已经分裂的精神世界重建和重新统一起来，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以避免自我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裂产生于命名，或者说语言，而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使分裂的存在重新统一为一个整体。语言创造了世界，即世界产生于我们用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或语言对混沌的分割，而语言又使世界秩序化——德国诗人盖奥尔格说：词语破碎处，万物不复存。威廉？冯？洪堡特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指出：
人主要地——实际上，由于人的情感和行动基于知觉，我们可以说完全地——是按照语言所呈现给人的样子而与他的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的。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
道家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描述的便是语言分裂混沌创造世界的过程。语言是一种暴力，强制性地加在与他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一切事物上。有个古老的中国传说，或许可以作为“语言的暴力”的隐喻。相传，很久以前，镜鉴世界与人类世界并不像后来那样彼此分隔着。那时，镜族类与人类尽管混居在一起，和睦共处，但他们的颜色和外形是完全不同的。那时还能出入镜面。一天夜里，在未见任何预兆的情况下，镜族突然入侵，结果混沌出现了。人类很快就认识到，这些镜族人的确是混沌。入侵者势力强大，最后只有凭借黄帝的魔法，才将他们击败，逐回镜界。为了降服他们，黄帝设下一道符咒，迫使混沌人乖乖地按照人的行为举止行事。在这里，符咒即是语言，而混沌，是文明产生前的未分化的状态。
语言所具有的神奇功能，在各种不同来源的文化里都有记载，如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文字——语言的载体具有役使鬼神的魔力；而旧约全书？创世记里，则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见，语言确实有创造事物的功能。
当人们无法为他所遭遇到的事物命名时，世界的荒诞和混乱，即混沌就向他呈现了——萨特的剧本恶心中的主人公洛丁根在公园时看到一棵奇形怪状的树，于是便被一种莫名的恶心感（它的本质是一种存在性焦虑）俘获了，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那棵树。命名的本质是使世界秩序化，使此命名所代表的理念合理化与神圣化。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史蒂文森有一首名叫坛子轶事的诗：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
放在田纳西的山顶
凌乱的荒野
围向山峰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
高高地立于空中
他君临世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他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
这里的坛子，我们可以理解为文明或语言，或者说就是命名，他君临世界，使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即向某一个中心聚集，变得不再荒凉。命名即是权力，或者说权力支撑着命名。为了摆脱对生活对死亡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恐惧，使生命获得某种意义，人们需要依附某种权力。
在电视剧西游记里，当须菩提为猴王取名“孙悟空”时，猴王喜极而连连狂呼：“师傅收我啦！我有名字啦！”一方面是有了师傅，即通过对某种权力的依附而获得了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定位；另一方面是有了名字，即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分裂的自我——因为命名既是分裂又是重建。试看书上对此是怎么描绘的：
祖师笑道：“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个兽傍，乃是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化育，教你姓‘狲’倒好。狲字去了兽傍，乃是个子系。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猴王听说，满心欢喜，朝上叩头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万望师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赐个名字，却好呼唤。”祖师道：“我门中有十二个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辈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个字？”祖师道：“乃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十二字。排到你，正当‘悟’字。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么？”
横座标“姓”确定了猴王与猢狲家族的联系甚至他的性别，纵座标“名”确定了猴王在师徒关系中的辈份，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渴望己久的确定性，否则，他将继续在茫茫无尽的不确定性中漂泊——自他从石头中诞生，即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并获得意识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必须为自己在宇宙中确定一个位置以重新融入自然。难怪猴王得了姓名后要“怡然踊跃”并“作礼启谢”了，因为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被暂时消解的“存在性喜悦”但是，在他接受“孙悟空”这一名字的同时，也意味着他接受了使他的名字具有意义的那一套价值观念与“游戏规则”不管他是否已意识到这一点。显然，须菩提对此是很清楚的，于是“那祖师即命大众引悟空出二门外，教他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众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门外，又拜了大众师兄，就于廊庑之间，安排寝处。次早，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每日如此。闲时即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凡所用之物，无一不备。”所谓的“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和“言语礼貌”便是他融入这个小型的按等级制建立起来的社会团体必须学会的行为规则，而“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是他由于在这个团体的等级座标处于较低的层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猴王从兽的世界进入“人”的世界，和小孩子出生后的逐渐社会化的经历非常相似。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论确实性里说：
孩子学会相信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学会遵循这些规则去做事，然后逐步形成一个信念体系，而这个体系中某些信念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而某些信念则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某个信念之所以占有稳固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其本身显而易见或令人信服，倒不如说是靠其周围的信念才使他不可动摇。
从小在某种文化语境中长大的孩子，于他们还在娘胎里的时候，社会就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信念体系，当他们来到人世间后，在他们还不具备思辨能力的时候，这一套信念体系往往就已被内化到他们的一言一动中去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觉察不到这套信念体系的存在。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磁场，他使进入这个磁场的所有电子都向大致相同的方向旋转，非具有大智慧大勇猛大能量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不可否认，猴王确实具有大智慧大勇猛大能量，但他同样没能突破创造了他并使他获得意义的文化场，相反，他强化了这种文化规则加在他身上的各种束缚，并最终将这种文化规则成功地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因为他存在于其中的是一个静态的、按照封闭的角色等级组织起来的且各个等级同构的社会，他自出世以来所受到的各种教育都在强化同一套相对固定的信念体系，使他失去了反思这一信念体系的能力——当他坐在美猴王的宝座上时，他绝对不会去反叛支撑着这一优越地位的信念体系的。m？e？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说：
社会系统和个性之间有回馈关系，因此社会系统产生那些个性需要，而个性需要反过来又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得到满足并激励社会系统的运行。
正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系统使他产生了当猴王的个性需要，因为他的超出常人的能力使他不能安于现状，依据同样的社会逻辑，当上猴王后，当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并不足以使自己超越生死的界限时，他必然会产生出更高的个性需要，这种需要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神仙界所预设的，当他追寻这些个性满足时，其实也就是在强化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系统及其运行的逻辑。
作为“美猴王”的孙悟空虽然已经拜了神仙界的精英须菩提为师，并学会了腾云驾雾和七十二般变化，即掌握了通往更高权力道路的“知识”但他仍然属于魔界，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不管怎样，他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边缘向中心移动。开始的时候，孙悟空并非有意识地向权力中心运动，因为他并没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只是受着本我的“快乐原则”的支配，想过一种“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在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神、人、魔三界，甚至神界的最高统治者都没有这种自由，因为作为最高统治者，还受着天命的制约。由于权力的大小意味着自由度的多少，因此，孙悟空对自由的追求必然会被导向对权力的追求。因为想着暗中还有个阎王老子管着，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命，使孙悟空迈出了向神仙界所代表的中心运动的第一步。就观念而言，长生久视未必就一定胜过匆匆过客似的一生。但占据统治地位的神仙界凭借暴力垄断了三界众生的生命权，并制造了长生久视优越的观念，以使自己的地位神圣化。神仙界紧紧把握着“永生”这张进入天堂的门票，并自行制订了一个契约，承诺凡按他们的游戏规则修炼的三界众生皆可获得永生。孙悟空虽然在须菩提门下是按照神仙界的游戏规则修炼的，但他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那张进入天堂的门票，因为他还承受着更高的天命，即扰乱本来就已现出乱象的三界秩序，然后通过取经的仪式重建这种秩序。当他回到花果山，以暴力消灭了混世魔王，降伏了众妖，在魔界建立了足以与神仙界抗衡的秩序。这时，他获得了承受天命的凭证——如意金箍棒。那是大禹治水之时留下的一块神铁，书上借龙婆、龙女的嘴巴道出了这一契约：“大王，观看此圣，决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悟空在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犹如苏格拉底的牛虻——神仙界凭借暴力建立起来的秩序正在走向废弛，走向暴力的无政府状态，其表现为各路妖魔各自占山为王，祸害人间，整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杀戮：“那南瞻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整个世界好比硕大的骏马，迂缓不灵，需要孙悟空这只牛虻叮叮他，使他精神焕发起来。因此，孙悟空闹龙宫、闹地府甚至大闹天宫虽然表面上是以下犯上，破坏和扰乱了三界秩序，破坏了神仙界所立下的契约，但由于他的行为是符合天命这一最高的契约，所以注定了他的反叛行为只是暂时地受到惩罚，最终必将获得奖赏。
孙悟空的反叛为什么符合天命呢？因为他并没有对形成现存三界秩序的逻辑基础，即以暴力为基础的等级制和使之合理化的天命观提出质疑，相反，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一逻辑行事。从契约的观点来看，孙悟空对神界所立的契约的破坏并没有指向新的契约的产生，他只不过是将立约人换成了自己罢了，至于契约的内容还是照旧。孙悟空的反叛形象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缩影在文学中的反映。如同下中国象棋，在一定条件下，地位最低的“兵”或“卒”也可以被允许去冒犯“王”的威严，将“王”的军，但只要游戏规则不变，暂时混乱的结果不过是新一局棋的开始。三国演义开篇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史记？伯夷列传云：“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只要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三界出现的混乱永远也只不过是造成了暂时的社会震荡，释放出一些过剩的社会能量，最终必将复归平静，新的一局棋从此开始，等待着下一次社会震荡的来临。法国20世纪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诺斯的一首名为弹词？花儿的诗里说：
十八岁的统帅约拿丹
有一天在远东的一个小岛上捉到一只鹈鹕。
清晨，鹈鹕生下一个白白的蛋
蛋里出来的鹈鹕与他十分相似。
第二只鹈鹕也生下一个蛋
里面出来的自然还是下白蛋的鹈鹕。
这种情形可以延续许久
只要人们不去做煎蛋。
鹈鹕生下的蛋孵出的必定是鹈鹕，而不会是什么新的物种，按相同的游戏规则玩的棋局尽管千变万化局局新，总是脱不了其相同的本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到底是怎么回事。且不说他在花果山按照等级制所建立的妖界秩序与神、人二界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他之所以造以玉帝为代表的神仙界的反，你道是为什么来着？无非就是嫌“弼马温”的官太小，未入流，因此抱怨“玉帝不贤”“不会用人”等到玉帝让他做“齐天大圣”的时候，乖乖，他不反了，而且见了玉帝老儿不免要唱一个喏；可当他知道自己的“一字并肩王”的“齐天大圣”封号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没他的份的时候，他又反了。有人说西游记写大闹天宫的前七回中的孙悟空的性格与后九十三回中保护唐僧取经的孙悟空的性格不太协调，其实，此言差矣！那就是同一个孙悟空。玉帝的招安唤醒了他心中沉睡的“权力欲望”使他开始有意识地向权力中心运动，可由于他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兽、妖、魔），即使凭借个人暴力获得了“齐天大圣”的称号，也要受到森严等级制度和实力当权派的歧视，因为一个小小的搅乱宴会的过失，便被整个神仙界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沦为整个世界秩序所共同诛伐的罪犯。不可否认，孙悟空确实在追求着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追求着人生的意义，但大多是无意识的、自发的；而另一方面，他其实也在追求个人的利益与特权，因为在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里，只有权力的支撑才能确保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作为等级制社会最底层崛起的精英，孙悟空自出生起就被剥夺了话语权，他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得不用向神仙统治集团学习和借用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并在社会、在宇宙中为自己定位。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用统治集团的语言塑造的，因此即使他对压迫他的权力的反抗也是对权力的认同和强化。由于对自由的追求被异化为对权力的追求，注定了孙悟空只能走夺取最高权力或依附最高权力的人生道路，这就注定了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的手掌心，因为他的反抗是一种“策略逆转”式的反抗，没能跳出作为如来集团统治基础的权力运作机制的陷阱。因为受了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的教训，为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处境，他于是想用另外的方式融入神佛的世界，以便在神佛的特权中分一杯羹。他的反抗与他的受招安一样，只是在谋取自己个人的利益与特权，他只是对自己的能力与地位的落差太大而不满，却并不反对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作为等级制度基础的“游戏规则”以确保自己的特权与利益——从他对玉帝、观音、如来这些神佛世界强权的代表与土地、龙王之类神佛世界的“弱势群体”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就是神佛世界以强权建立起来的秩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或者说同谋。在这一点上，孙悟空的反抗与在革命的幻想中让未庄的一伙鸟男女跪在自己面前的阿q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曾如此谈论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的误区：
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入了整个性机制的轨道。一个人如果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孙悟空反叛现存秩序的逻辑，他的反抗的终极目标只是想自己坐在“金字塔”式的权力顶峰当皇帝，建立一个与现存秩序同构的自认为“更好”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最终会堕落成与现存秩序一样的“坏秩序”故他的反抗其实是一种“策略逆转”的反抗，只不过是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罢了，因为上坡的路与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现存秩序也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
（二）五行山、紧箍咒与斗战胜佛
五行山、紧箍咒都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五行山是压在孙悟空身上的如来五指化成的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但以孙悟空的能耐竟能从中伸出一个头来，可见，要以五行山压住孙悟空实在并不容易，可一旦贴上“唵、嘛、呢、叭、咪、吽”六个金字，孙悟空就无法挣脱了。金箍是观音和唐僧合谋骗孙悟空带上的一个金属圈儿，平常的时候倒也没什么，甚至可以看成一种头部的装饰品，可一旦孙悟空做出越轨的事儿，唐僧只要念动紧箍咒就能令孙悟空头痛如裂。可当孙悟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功行圆满，被神仙统治集团的代表如来册封为斗战胜佛时，金箍却自然褪去了。唐僧对此解释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此三者虽然是神话的虚构，却暗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为什么贴上“唵、嘛、呢、叭、咪、吽”六个金字就能使五行山生根合缝，孙悟空只可以摇挣摇挣呢？为什么紧箍咒能使孙悟空头痛呢？二者有个相同之处，即使用了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文化本身。海德格尔云“语言是存在的家”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而接受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种文化传统。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l？a？怀特认为，文化的实质在于符号或符号能力：
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
卡西尔则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力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固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力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束缚孙悟空的其实并不是五行山和金箍，而是逐渐为他所内化的那些由统治集团制定的作为社会契约之一种的文化规范。弗洛伊德曾经说，文明的历史即压抑的历史，即人类文明产生于超我（文化规范）对本我的压抑。自由是带着超我（文化规范）的镣铐跳舞，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是人类摆脱不了的宿命。孙悟空之所以为五行山和金箍咒所苦，是由于他内心的本我与超我的冲突造成的，而作为本我与超我的媒介的自我尚未定型，不能很好地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以五行山这种压迫形式的文化规范对于孙悟空而言还是外在的话，那么金箍这种束缚形式的文化规范俨然似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当他成了斗战胜佛，金箍真的褪去了吗？非也。只是这时他已感觉不到金箍的存在罢了，因为通过取经这一炼魔仪式，以前令他难受的那种文化规范已被内化到他的灵魂中去了。此时的孙悟空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已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了追寻己久的自由。
三、取经人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罗普认为：“探索事物结构的基本方法是简化。”根据他的极具操作性的“简化”方法对西游记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做出排列，依次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故事：
1唐僧：原为西天金禅佛子，因无心听佛，被如来贬转尘世受苦，出身落地即遭凶逢难。后披神威、感皇恩，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矢志不渝，到达西天佛地，终成正果。
2孙悟空：乃补天之仙石，感天地日月精华生成的神猴。因大闹三界，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后皈依佛教，护卫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惩恶扬善，斩妖除魔，最后被封为斗战胜佛。
3猪八戒：本天国中天蓬元帅。因酒醉调戏嫦娥，而被遣下凡，变成丑猪模样，受观音菩萨劝戒，跟随唐僧取经。负肩挑担、不辞劳累，最后将功赎罪，做了净坛使者。
4沙僧：本是神界中的一个卷帘大将。只因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玉盏被玉皇大帝贬下凡界，堕落流沙河。也是由观音菩萨劝化，跟从唐僧登山牵马，无悔无怨，直至西天，加升金身罗汉。
5白龙马：乃西洋大海敖闰龙王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触犯天条。是菩萨讨他给唐僧做了脚力。一路上，忍辱负重，不遗余力，后复归八部天龙。
由以上的简介中可以看出，取经集团的五位成员都是破坏了神仙统治集团所立的某种契约的“罪犯”他们的破坏契约，或者出于有意，或者出于无意，但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甚至连心高气傲，常常以“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都承认自己“犯了诳上之罪”这实质上等于承认了将他们定位为“罪犯”的契约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而言，他们的认罪是对神仙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认同，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由于上与下的互动关系表现为“非对称性相倚”的关系，即“一方以对方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而另一方则主要对自己的计划做出反应。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相倚，一个依自己的计划办事，另一方则看着对方的脸色行事。在非对称性相倚中，对自己计划做出反应的一方，掌握着互动的主动权，另一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因此，立约者往往是处于上位的统治者，他们由于掌握着不受处于下位者的制约的权力，往往凭借一己之好恶随意单方面提出契约，故十分容易走向残暴与专制。取经集团的五位成员所犯的过失并不算大，有的甚至微不足道，如唐僧只是上课不专心听讲，而沙僧也只不过是失手打破了一只玉盏而已，可他们却受到了比较严厉的惩罚。他们既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又是它的同谋。整个取经过程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既是一种惩罚仪式（对立约者而言）又是一种赎罪仪式（对签约者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对法律（统治阶层所立的契约）的破坏往往不但被认为是对专制的君权、君主本人的尊严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冒犯，而且是对整个宇宙秩序的破坏，所以必须通过对犯罪者的惩罚来修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宇宙秩序，故取经赎罪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司法仪式，也是一种政治仪式和展示权力的仪式，更是一种巫术仪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说：
按照古典时期的法律，如果逾越了法律为其规定的严格界线，就是犯法，而不考虑其是否造成伤害，甚至不考虑是否破坏了现存统治。如果有人做了法律禁止的事，即使没有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这种行为也是必须加以弥补的罪过，因为最高者的权利受到侵犯，这种行为冒犯了其尊严。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这种罪行还冒犯了君主。它是对君主人格的冒犯，因为法律体现了君主的意志。它也是对君主人身的冒犯，因为法律的效力体现了君主的力量。
从福柯的角度来观照取经过程，可以说取经也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神权和神界的君主权的仪式，它用自身为罪犯所预设的九九八十一难来展现神权和天命观，因此，取经并非为了重建正义，而是为了重振权力并使权力重新合法化和神圣化。
四、魔难
相对于神而言，魔是一种被边缘化的力量。在个体心理层面上，魔即“心魔”它是本我的象征，是被超我（神）所压抑的原始欲望和无意识的力量。西游记里塑造的妖魔形象的特征和本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妖魔是修行的障碍，是仙佛的对立面；第二“魔由心生”魔即人的本能欲望的外化，但这些欲望是仙佛世界所排斥与压抑的对象，只有能降伏“心魔”“破心中贼”达到“六根清净”才能取得真经，上升到仙佛的世界，故西游记第十四回的回目叫“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何为六贼？曰：一个唤做眼看喜，一个唤做耳听怒，一个唤做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其实就是佛教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又叫“六尘”
魔与神都具有超人的力量，因为他们的以前乃至现在都是某种自然力的化身。在西游记里，魔与神最主要的区别乃是否获得“永生”即魔不能“永生”他们的生命要进入六道无穷无尽的轮回之中，除非他们能修炼成神仙；而神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脱离了六道轮回，垄断了“永生”权，除非他们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如动了凡心，或在修炼的时候道高魔生，走火入魔等等。神仙集团之所以能在三界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因为他们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权和三界众生的“生命权”西游记里斗争的焦点也就在于对“生命权”的争夺——即妖魔要吃能令人长生不老的唐僧肉，而神仙集团则竭力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
魔不仅仅是神的对立面，也是神的合作伙伴，魔与神具有互文性。魔与神互相定义，并且是神所建立的三界秩序的结构性力量。魔的存在使神凝聚成一个共同利益集团，并使神的地位合法化和神圣化。总体而言，魔所代表和掌握的是一种散漫的暴力，而神所代表和掌握的是有组织的秩序化的暴力。西游记里面的妖魔为什么总是吃不着快要到口的唐僧肉呢？一方面这是作者与读者共同默认的契约，因为唐僧如果被吃掉了，故事就几乎没法写下去了，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要表达的一些意义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同时，也违背了读者阅读时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这也是神与魔之间所立的微妙的契约。权力具有表演性，它需要不断地被展示，以将自身从遮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为权力的持有者与其实施对象所感知，以维持自身的结构稳定。权力是一种“耗散结构”它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方能维持自身的平衡，这种交换一旦被中断，它就会走向寂灭和崩溃。“欲坚道力凭魔力”如果没有魔对唐僧肉的争夺，那么，神对“生命权”的垄断就得不到展示，神的秩序和威严就无法建立；如果妖魔夺得了唐僧肉，这对神同样是致命性的打击，因为神的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即对“生命权”的垄断被破坏了。故只有让魔去争夺唐僧肉却又吃不着唐僧肉，才能体现出神的力量和神圣性。神的权力是依靠立约（天条）与对破坏或完成契约的惩罚或奖励而得以展示的。根据神所立契约的性质与他们对破坏或完成其契约的妖魔的奖惩情况，我们可以将西游记里的魔难情节分成以下三种模式：
（一）“宥情模式”即对于偷逃出天国佛地或稍有善根愿意改过的妖魔，诸天菩萨或为之求情，或给以宽恕而留下性命。其中一类妖魔是某仙或某菩萨的坐骑，趁主人疏忽而窜入下界，占山为王，为非作歹，如52回太上老君坐骑青牛精、71回观音菩萨坐骑金毛犼、77回文殊菩萨坐骑青狮和普贤菩萨坐骑白象、79回南极仙翁坐骑白鹿、90回太乙天尊坐骑九头狮子王等，这类妖魔神通广大，极难降伏，直到主人公出手才原形毕露，被主人公收归本府。第二类是与仙佛菩萨沾亲带故，或为眷属，或为部众，因动了凡心，私自下界，为害一方的妖魔，如21回西方佛地的黄毛貂鼠(黄风怪)、31回玉帝手下的奎木狼、33回西海龙王外甥鼍龙、99回观音菩萨池中养大的金鱼、66回弥勒佛侍童黄眉童儿、77回凤凰之子(佛祖母舅)大鹏鸟、83回托塔天王义女老鼠精、95回太阴星君捣药的玉兔等，这类妖魔被孙悟空和各自的主人公降服，押回管束，却也留下了性命。第三类是自成魔道的妖孽，残害生灵，独霸一方，被降伏后，因菩萨的慈悲，饶其死罪，收在手下管束。如17回熊罴怪，被观音菩萨收伏，做守山大神；42回牛魔王之子红孩儿，被观音收为弟子即善财童子；62回牛魔王被托塔李天王擒捉，归顺佛家，其妻罗刹隐姓修行，得了正果；73回百眼魔君蜈蚣精被毗蓝菩萨降伏收其看守门户，等等。
以上三类妖魔或者是神仙的坐骑，或者与神仙沾亲带故，或者本能高强，有一技之长。一方面他们破坏了神所立下的契约，犯了天条，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可另一方面，由于神仙所建立的三界秩序并非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而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个社会“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权大于法，握有政治权利的神仙不但拥有单方面提出契约（法）的权利，也为自己保留了单方面修改契约（法）的权利。如果对自己想提拔的妖魔或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妖魔处以重罚，则对个体的神的面子和尊严而言是一种冒犯；如果不对这类妖魔做出一定的处罚，则整个神仙界所建立的秩序就会受到质疑，作为个体的神的地位就会被消解。但在这种人治的社会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认同的契约，即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人情。这后一契约作为对专制权力的补充，为陷入上面所谈到的这种两难处境的握有特权的神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即或者捏造一个理由为妖魔开解罪行，或者只是用责骂和束缚对那些破坏契约的妖魔进行象征性地惩罚。现在试看菩萨是怎样为自己的金毛犼开脱罪责和讨人情的：
菩萨道：“我特来收寻这个妖怪。”行者道：“这怪是何来历，敢劳金身下降收之？”菩萨道：“他是我跨的个金毛犼。因牧童盹睡，失于防守，这孽畜咬断铁索走来，却与朱紫国王消灾也。”行者闻言急欠身道：“菩萨反说了，他在这里欺君骗后，败俗伤风，与那国王生灾，却说是消灾，何也？”菩萨道：“你不知之，当时朱紫国先王在位之时，这个王还做东宫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间，极好射猎。他率领人马，纵放鹰犬，正来到落凤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乃雌雄两个雀雏，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开处，射伤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带箭归西。佛母忏悔以后，吩咐教他拆凤三年，身耽啾疾。那时节，我跨着这犼，同听此言，不期这孽畜留心，故来骗了皇后，与王消灾。至今三年，冤愆满足，幸你来救治王患，我特来收妖邪也。”行者道：“菩萨，虽是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败俗伤风，坏伦乱法，却是该他死罪。今蒙菩萨亲临，饶得他死罪，却饶不得他活罪。让我打他二十棒，与你带去罢。”菩萨道：“悟空，你既知我临凡，就当看我分上，一发都饶了罢，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若是动了棍子，他也就是死了。”行者不敢违言，只得拜道：“菩萨既收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间，贻害不浅！”那菩萨才喝了一声：“孽畜！还不还原，待何时也！”
明明是金毛犼祸害人间，倒被菩萨说成了是“与朱紫国王消灾”并随口编出了一套因果来证明“消灾”的合理性。因为她是菩萨，所以她说的话就是法，没人敢怀疑。当孙悟空要打金毛犼二十棒时，菩萨又绵里藏针地说什么“你既知我临凡，就当看我分上，一发都饶了罢，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唬得孙悟空不敢违言，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孙悟空少不得要劝诫几句，这时，菩萨才装模作样地“喝”了金毛犼一声“孽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宥情模式一方面揭露了神仙统治集团的腐败，因为由神仙集团所建立和完成的邪恶性的契约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惩罚，在这些游戏笔墨里，作者泄露出了他悲观的、讥世的态度；可另一方面，作者之所以悲观、讥世，并非出于对他生存于其中的制度的质疑，而是针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质疑，相反，他的本意是维护这种制度的，既所谓“爱之深而恨之切”其实，我们是可以从孙悟空的形象里印证作者对他生存于其中的制度的态度。从悟空对待取经途中所遇国家的昏君的态度来看，他反对的是坏皇帝，希望出现好皇帝，他并没有否定皇权。悟空对那些昏聩无能又祸国殃民的皇帝只是臭骂一通，最终还是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险帮他们夺回王位，临走时对他们耳提面命一顿，要他们尽职尽责地做皇帝，做一个爱国爱民的好皇帝，为民众谋福利，不要再被小人奸臣愚弄。那些皇帝们也无不痛哭流涕地表示知错悔改，悟空师徒遂认为胜利完成了使命，心满意足地上路继续他们的征程。最后，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场可谓惊天动地、轰轰烈烈、悟空为之付出全部心血与劳动的取经运动，奉的是唐朝皇帝的旨意，为的是保“圣主皇图永固”而唐太宗与唐僧拜了兄弟，唐太宗称唐僧为“御弟圣僧”唐僧当时即发宏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
（二）“天机模式”这种魔难则是菩萨有意为难取经人，考验取经人诚意的魔难方式，其结局不言而喻。如35回魔主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乃太上老君看金炉银炉的二童子，当孙大圣好不容易将其收进宝葫芦里，太上老君赶到，索还宝物和二童子，并声言：“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39回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即将魂丧孙行者棒下之时，文殊菩萨赶到，厉声叫道：“且休下手”并声明：“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99回观音菩萨为满唐僧受难之数，命揭谛赶上金刚“将他四众，连马带经，坠落下地”
天机模式将神的权力展示得淋漓尽致。据神仙集团的解释，这类魔都是神仙有意派往人间的以考验取经人的。一切似乎都在神的掌握中，魔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了神展示自身力量的工具，而正是由于魔的不自知，才更能显出神的高明。这也是一个神单方面提出的契约，签约者是魔，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契约的存在，但当他们违反了契约，就会受到神的惩罚。他们处于神所立的契约的悖论中，只有破坏一个契约才能完成另一个契约，由于后一契约的存在，他们将不会因破坏了前一个契约而受到神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他们完成了后一契约的奖赏。由此可以看出，神仙集团所立的契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正是这种随意性，展示了神的权利的神圣性。圣经？创世纪里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正因为神要什么，就有了什么，才能显出神的全知全能。
（三）“杀灭模式”即痴心想吃唐僧肉或没有后台的妖魔，最终被孙悟空师兄弟战胜，或棒杀，或一顿钉钯筑死(也包括以上两种模式中妖魔手下的小妖等)。死在孙悟空师兄弟手下的妖魔有：27回的尸魔白骨精，46回的外道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55回的蝎子精，58回的六耳弥猴，63回的九头虫(此是例外，逃跑了)，64回的树魔，67回的红鳞大蟒，73回的蜘蛛精，86回的南山大王豹子精，92回的犀牛精辟寒儿、辟暑儿和辟尘儿，等等。
这类妖魔没有任何“护身符”当他们破坏了神所立下的契约时，没有另外一个契约能保护他们，使他们免于被处决的命运。对于神所建立的专制秩序而言，随意惩罚罪犯和随意撤消本应进行的惩罚都是权力的展示形式。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谈到君主的专制权力时说：
君主在处决时的存在，不仅表现为实施依法报复的权力，而且表现为能中止法律和报复的权力。他应该始终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唯有他能够荡涤冒犯他本人的罪行。尽管他确实授权法庭行使他主持正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转让这种权力。他仍完整地保持着这种权力。他可以任意撤消或加重判决。
如果把君主换成神仙，这正是我们在上面三种模式里所看到的情况。
五、替罪羊
西游记是一个迫害文本，其中取经人、妖魔、女人都是被迫害的对象，同时又是恢复和重建三界秩序的“替罪羊”整个西游记就像在进行一场宗教祭祀仪式，而取经人、妖魔、女人就是供奉在祭坛上的牺牲，这场宗教祭祀仪式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使神和神的权力神圣化。西游记这幕“神圣的喜剧”开场的时候，神、人、魔三界爆发了严重的混乱和危机，神仙集团面对危机惊慌失措，以至于必须将内心的恐惧投射到某一受难者身上，以对目前的状况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化解这场危机。按勒内？吉拉尔替罪羊一书的说法，一旦社会出现危机，团体为了平息这个混乱的危机，必须在集体屠杀中启动牺牲机制，杀害或象征性地杀害一个或一群替罪羊，以挽救整个社会，以少数人的死亡换来社会的安宁，这一牺牲机制缓和了团体的矛盾。神仙集团首先选中的“替罪羊”便是孙悟空，他不寻常的出身既是承受天命的标记，也是“替罪羊”的标记。其次，他确实破坏了神所立下的契约，犯上作乱，打破了万古不变的秩序，使世界失去了平衡，出现了危机，于是，孙悟空便被选中以承担引起社会危机的整个罪责。但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后“安天大会”也开了，危机却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平息，被破坏的宇宙秩序也没有得到彻底重建——三界只是恢复了暂时的和谐。五百年后，乱象复萌——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这时，孙悟空再一次被选中作为“替罪羊”并承受着神仙集团对他的双重迫害——这次，他现身说法，从受害者转变成了迫害者，由秩序的破坏者变成了秩序的恢复者，甚至变成他原先“损害”的秩序的创建者。最重要的罪犯变成重建他原来曾破坏过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这才更能显出这种秩序的神圣性。与孙悟空一起承担这个重建秩序的重任的是取经人集团的其他成员。取经人集团的成员有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罪人。他们曾经是秩序的有意或无意的破坏者，后来被神仙统治集团从中心发配到边缘，并且各各身上都具有受难者的标记，或长得奇形怪状，或身世不凡等等。他们经历了81次仪式化的磨难后，最终都被神圣化为仙佛集团的高级官员。可另外一些被选作“替罪羊”的牺牲品却并没有他们的幸运。这些“替罪羊”即妖魔集团，他们是处于山林或水泽的被神仙集团边缘化的力量。他们长得奇形怪状，具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相对于神仙集团，他们是弱势群体。所以，他们注定要承受引起宇宙秩序混乱的所有罪过，并因此而付出或失去人身自由或被杀灭的代价。另一个“替罪羊”集团是女人，她们与魔一样，也被认为是引起人间秩序混乱的原因。
美国学者马文？哈里斯在其著作母牛？猪？战争？妖巫对中世纪教会的巫术迫害的评论对我们理解“替罪羊”在化解神仙集团的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将是不无帮助的：
我认为，要想充分理解妖巫狂热的原因，就必须仔细探究其现实的结果，而不是它的神圣宗旨。追捕妖巫体系的主要结果(除了焚烧肉体之外)，是贫困百姓开始相信是妖巫和魔鬼而不是君主教皇使他们倍受磨难。相信房屋漏雨，母牛流产，麦田干枯，甜酒变质，头痛脑热，婴孩死亡，这一切都是那个砸坏你的栅栏，欠你债款要你土地的邻居——一个变成妖巫的邻居干的。于是面包价格上涨，税款提高，工资减少，就业艰难，鼠疫和灾祸夺去了村里和城镇三分之一居民的生命，也都成妖巫的所为。这些凶狠残暴的妖巫可真太肆无忌惮了。教会和当局果断地向人们的幽灵般的敌人开展围剿。当局不道余力地清除这一邪恶势力。富人和穷人便对当局在这场战斗中所作的努力和无畏精神感激不已。
由此可见，妖巫狂热的现实意义就是教会和当权者将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危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貌似人身的想象中的魔鬼身上了。那些整日被这些想象之中的魔鬼的行径缠得心神不宁，一无所有，极端贫苦的百姓，开始对魔鬼而不是对腐败的教会和贪婪的贵族大加谴责。教会和当权者不仅推卸了所有罪责，而且他们还成了全力依赖的对象。牧师和贵族一跃成为反击那些无所不在但极难辨认的敌人，保护百姓的恩师救主了。这最终成为交付什一税，服从收税大员的理由了。
对“替罪羊”进行迫害的结果一方面通过权力的展示使神仙集团的地位神圣化，另一方面也转嫁了引起危机的真正的原因，即神仙集团自身的腐化和堕落，从而增强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凝聚力，维护了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四章 结语
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创作是从历史事件出发，经过漫长的历时态群体创作，由史实向游记、传记、变文、杂剧、平话等各种艺术形式的不断演变，其间历经九百多年，方于明代成书。由于西游记是集体创作，不难理解，其中当沉淀了更多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德国哲学家谢林在神话哲学引论一书中说：
在神话过程中，人必须应付的不是物，而是那些源出于意识自身之内的、支配他的力量。神话借以形成的神谱历程发生于意识之中并通过制造表象来展现自己，就此而言，它是主观历程；然而这些表象的原因以至它们的对象都的确是和根本上是神谱的力量，意识就是借助那些力量最初假定了神。该过程不仅仅由被表现的潜能构成，而且也由产生意识、创造自然（由于意识是自然的终结）因而也是现实力量的潜能所构成。神话的过程不仅处理自然对象，它也处理纯粹创造性的潜能，意识本身即是这潜能的最初产物。
因此，神话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精神史。由于结构与细节或故事情节相比，具有某种不变性和稳定性，故通过对西游记的结构的分析和阐释，当更能从某个方面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的某些特点。前人对西游记的各种阐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本文并不矛盾，因为本文并没有说西游记的主题一定是什么，只是说它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了维护传统社会的专制秩序的功能——它使这种秩序神圣化和合理化。由于孙悟空对现存秩序的破坏和反抗是一种“策略逆转”的反抗，即旧契约的破坏并没有指向新契约的产生，只是将自己换成立约者，故支撑着这一秩序的“文化核心”或者说“文化基因”并没有遭到破坏，它必然在暂时的社会振荡结束后将自我重新复制出来，就象“凤凰涅槃”一样。因此，孙悟空的反叛不会给社会制度的进步带来任何新的东西。
孙悟空的反叛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历史某个侧面的缩影。在谈到历史的时候，马克思常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历史常常惊人地重演。”对这句名言，马克思又作了补充：“历史的重演，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类似的这种弱势群体对于强势群体的压迫的“脱离靶心”的反抗，在人类的历史上已上演了成千上万次，由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其带来的新的社会理念还没有诞生，注定了孙悟空的反叛只能以“大团圆”式的喜剧告终（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大多与此不无关系），然而，这正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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