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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来代替生动的思想。”
对于传统科举考试的直系后裔的中国当代的高考制度主导下的学生的学习方式，德裔美籍哲学家、心理学家弗洛姆则称之为“丢失意义的学习方式”或“占有式学习”：
“学生们只会用心地听课，记住老师讲的每一句话，从而理解它们的逻辑结构和意义，并尽量一字不漏地把它们记在自己的活页笔记本上，以便他们以后记住这些笔记，顺利地通过考试。他们不需要产生或创造任何新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占有型的个人往往会因某一课题的新思想或新观念而感到不安，因为新的思想或观念动摇了他们所获得的固定的知识。”
既然考试制度造成了思想和精神生活的萎缩，而其主导下的学习方式则使学生对于新思想或新观念产生一种本能的或者说是无意识的拒斥，那么，我们怎么能在这种学生的大脑里找到怀疑的精神和反思的能力呢？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学校教育，在小孩刚才出世开始，就习惯于为他们包办一切，甚至为他们预设好了将来的人生道路——而这一切都在对于儿童的“爱”的名义下进行的。确实，我们很难说这不是“爱”却又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畸形的爱——它扼杀和窒息了儿童的自主判断和自由选择的思辨能力，将儿童异化成了一具被动的牵线木偶。
然而，知是一码事，行却是另一码事——具备了怀疑精神和反思能力只是表明了一个人已具备了自主判断的能力，知道对不同的文化遗产采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不同处理办法——特别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在教育现代化方面的后发型国家，具有怀疑精神和反思能力显得尤其重要，它一方面不会将外来文明整体移植，而是寻求两种文明融合的结合点，做到洋为中用，从而避免了水土不服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它会吸取外国的先行者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了；但要将“所知”化为“所行”却不能不要求知的主体具有充分的自信和勇猛的精神。鲁迅在看镜有感一文中说：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可见，自信、勇猛、宽容的精神是主体的自主判断能力得到具体落实的保证，故这三种品质也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
以上谈论的是形而上的东西，在读者诸君看来难免显得有点玄或者会产生某种空疏之感。也许大家会问，怎么落实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或者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呢？笔者的十二字方针曰：自上而下、由点及面、技进乎道。
所谓自上而下是说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必须走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道路，这是由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点和金字塔式的社会权力结构决定的。在教育现代化问题上，政府主要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即解决教育行为导向和价值导向的问题，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指明前进的方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口号的提出可以看作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其二是构建保障教育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具体实施的制度体系，因为制度重要性体现在它对社会行为具有广泛的约束能力和可操作性，而缺乏制度约束的行为模式，不具有持久性。制度的存在及其连续性保证了制度在社会整体行为塑造方面的选择作用，通过长期的制度性的约束，能将某一种观念或行为习惯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追求，从而达到文化改良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其三是构建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要求的评价体系，如果将教育现代化看成一个系统工程，则评价体系是衡量系统与个体运行效率的参照系，如果没有这个参照系，系统与个体的行为就是盲目的，系统与个体的行为的意义和目标就得不到体现，这将使价值体系与制度体系失去靶心，从而消解了其存在的意义。只有政府在自上而下的对教育现代化的合理启动和导向下，创造出一个宽松、自然的教育发展环境，才能诱导和充分调动基层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快速、平衡和协调发展。
由点及面是指中国教育现代化要走非均衡化的发展。其实，非均衡化的发展与教育均衡化并不矛盾，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二者都是为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非均衡化的发展是从大局着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走在教育现代化的前面，从而带动其他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并不表示政府在教育投入上要向这些地方倾斜，而是给他们以制度上和策略上的支持，使他们率先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此外，教育均衡化并非平均化，它只是表明政府应该加大对于教育落后地区的各方面的投入，从而缩小与其他教育先进地区的差异。一方面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不平衡，没必要强求这些地方按照同样的模式发展，另一方面，实践表明，全面出击、一步到位式的整体改革常常要受到资源紧缺、观念滞后等因素的干扰，从而造成改革的失败。如果以整体设计为指导，分步实施、局部推进，实行增量改革，就可以绕开改革的难点，降低改革成本。而先从局部开始，选择那些成本低、效益大的方面入手，不公仅可以调动基层改革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产生连锁效应，为教育的其他改革与整体改革创造条件，进而使那些本来无解或难解的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技进乎道是指要以先进科学技术和教育教学方式等的引进来推动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其实并非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每一器物或技术的发明或使用往往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判断，并且有可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教育教学方式更上某种教育理念的体现和产物，故将先进科学技术和教育教学方式等引进教育其实也同时引进了一种新的价值判断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或某种教育理念，或许有可能对于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能来代替生动的思想。”
对于传统科举考试的直系后裔的中国当代的高考制度主导下的学生的学习方式，德裔美籍哲学家、心理学家弗洛姆则称之为“丢失意义的学习方式”或“占有式学习”：
“学生们只会用心地听课，记住老师讲的每一句话，从而理解它们的逻辑结构和意义，并尽量一字不漏地把它们记在自己的活页笔记本上，以便他们以后记住这些笔记，顺利地通过考试。他们不需要产生或创造任何新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占有型的个人往往会因某一课题的新思想或新观念而感到不安，因为新的思想或观念动摇了他们所获得的固定的知识。”
既然考试制度造成了思想和精神生活的萎缩，而其主导下的学习方式则使学生对于新思想或新观念产生一种本能的或者说是无意识的拒斥，那么，我们怎么能在这种学生的大脑里找到怀疑的精神和反思的能力呢？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学校教育，在小孩刚才出世开始，就习惯于为他们包办一切，甚至为他们预设好了将来的人生道路——而这一切都在对于儿童的“爱”的名义下进行的。确实，我们很难说这不是“爱”却又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畸形的爱——它扼杀和窒息了儿童的自主判断和自由选择的思辨能力，将儿童异化成了一具被动的牵线木偶。
然而，知是一码事，行却是另一码事——具备了怀疑精神和反思能力只是表明了一个人已具备了自主判断的能力，知道对不同的文化遗产采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不同处理办法——特别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在教育现代化方面的后发型国家，具有怀疑精神和反思能力显得尤其重要，它一方面不会将外来文明整体移植，而是寻求两种文明融合的结合点，做到洋为中用，从而避免了水土不服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它会吸取外国的先行者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了；但要将“所知”化为“所行”却不能不要求知的主体具有充分的自信和勇猛的精神。鲁迅在看镜有感一文中说：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可见，自信、勇猛、宽容的精神是主体的自主判断能力得到具体落实的保证，故这三种品质也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
以上谈论的是形而上的东西，在读者诸君看来难免显得有点玄或者会产生某种空疏之感。也许大家会问，怎么落实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或者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呢？笔者的十二字方针曰：自上而下、由点及面、技进乎道。
所谓自上而下是说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必须走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道路，这是由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点和金字塔式的社会权力结构决定的。在教育现代化问题上，政府主要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即解决教育行为导向和价值导向的问题，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指明前进的方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口号的提出可以看作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其二是构建保障教育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具体实施的制度体系，因为制度重要性体现在它对社会行为具有广泛的约束能力和可操作性，而缺乏制度约束的行为模式，不具有持久性。制度的存在及其连续性保证了制度在社会整体行为塑造方面的选择作用，通过长期的制度性的约束，能将某一种观念或行为习惯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追求，从而达到文化改良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其三是构建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要求的评价体系，如果将教育现代化看成一个系统工程，则评价体系是衡量系统与个体运行效率的参照系，如果没有这个参照系，系统与个体的行为就是盲目的，系统与个体的行为的意义和目标就得不到体现，这将使价值体系与制度体系失去靶心，从而消解了其存在的意义。只有政府在自上而下的对教育现代化的合理启动和导向下，创造出一个宽松、自然的教育发展环境，才能诱导和充分调动基层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快速、平衡和协调发展。
由点及面是指中国教育现代化要走非均衡化的发展。其实，非均衡化的发展与教育均衡化并不矛盾，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二者都是为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非均衡化的发展是从大局着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走在教育现代化的前面，从而带动其他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并不表示政府在教育投入上要向这些地方倾斜，而是给他们以制度上和策略上的支持，使他们率先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此外，教育均衡化并非平均化，它只是表明政府应该加大对于教育落后地区的各方面的投入，从而缩小与其他教育先进地区的差异。一方面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不平衡，没必要强求这些地方按照同样的模式发展，另一方面，实践表明，全面出击、一步到位式的整体改革常常要受到资源紧缺、观念滞后等因素的干扰，从而造成改革的失败。如果以整体设计为指导，分步实施、局部推进，实行增量改革，就可以绕开改革的难点，降低改革成本。而先从局部开始，选择那些成本低、效益大的方面入手，不公仅可以调动基层改革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产生连锁效应，为教育的其他改革与整体改革创造条件，进而使那些本来无解或难解的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技进乎道是指要以先进科学技术和教育教学方式等的引进来推动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其实并非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每一器物或技术的发明或使用往往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判断，并且有可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教育教学方式更上某种教育理念的体现和产物，故将先进科学技术和教育教学方式等引进教育其实也同时引进了一种新的价值判断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或某种教育理念，或许有可能对于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产生全局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