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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南方都市报载，在由中欧论坛组委会、南方都市报、奥一网、搜狐网共同主办的中欧论坛中国直播室里，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就中国农村的社会建设发表了精彩演讲。针对农村文化生态发生断裂的现象，他认为根源在于电视，并说现在“该发起砸电视运动”了。
作为学者，我相信吴重庆先生的言论并非信口开河，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他的“该发起砸电视运动”论是建立在农村文化生态已发生断裂，而“罪魁祸首”则在电视这一预设上。我们姑且假设吴先生的预设是正确的，但由这一预设似乎也推导不出应该砸电视的结论来。其一，电视不过是一个信号的接收装置，蠢然一物，何罪之有？如果电视真的引起了农村文化生态的断裂，也应该是通过电视传播的内容，而不是电视机本身。而这些内容是电视台和那些制片商制作的，按照吴先生的逻辑，似乎应该去把电视台砸了才更彻底；其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代步工具，如车的发明减少了人们身体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人变懒，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按照吴先生的逻辑，似乎也应该把所有的车也砸掉；其三，不知农民朋友们是否会认同吴先生的一片好心，为了维护农村的“文化生态”而心甘情愿地砸掉自家的电视，如果他们并不领情，就算吴先生的观点或理论再高深再玄妙，恐怕也只能算是“空中楼阁”式的玩意。
至于农村的生态文化是否真的发生断裂，如果真的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对农村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利还是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学术界肯定也存在争论，恕笔者才疏学浅，不敢置喙。不过，笔者更愿意将文化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之分割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诚然，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由于其产生的背景不同，确实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但之所以称之为“农村文化”或“城市文化”一来是为了言说的方便，二来主要是从地域的角度来称谓的，并不表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存在清晰的边界或不可逾越的鸿沟，即某某特点为“农村文化”所独具，某某特点为“城市文化”所专有。两种文化在相遇时，必然或多或少地都会发生变化，因为文化的活力本身即在于该种文化的开放性。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静止的存在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一种“耗散结构”它必须不断地与外界的异质文化发生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交流，才能维持自身结构的稳定，即再生产自身的文化特质——一旦这种交流停止，这种文化必定走向僵化和死亡。而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只不过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的工具罢了。
不可否认，电视中呈现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是严重不对称的。电视并非农业文明的产物，而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宠儿。由于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处的中心地位，自古以来，相对于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就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化。在信息的双向流动中，城市文化相对于农村文化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不过，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流量远远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比，因此，农村文化尚能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而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在城市的聚集则更加集中，城乡之间信息流动的不对称也更加严重，农村文化的边缘化也更显著，城市文化主导农村文化的现象在电视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就算没有电视，恐怕农村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也难以保持传统的那种相对独立性。当某一强势文化的信息大量涌向另一弱势文化，而那一弱势文化来不及消化和应答时——这种信息的流动不能看作对话与交流，而是单方面的灌输——就会使那一弱势文化崩溃或断裂，而电视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罢了。
据笔者所知，电视的制作过程需要近两百多个学科的互相配合，只有现代化的城市才具备制作电视的所有人、财、物的资源。就电视的内容而言，制片人、导演、剧本创作者等对内容有影响的人，往往都生活于现代工业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语境里，对农村生活及其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自然只能在电视上呈现或展示工业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场景。就算有一些农村文化的场景出现，往往也显得隔膜，展现的是一个城市人眼中的农村文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在电视上，农村文化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因为它没有生长于农村文化语境的自身的真正的文化代言人。也只有在此意义上，电视应该为农村文化生态的断裂——假如这种断裂真的发生了的话——承担一定的责任。
归根究底，这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即农村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已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在农村文化中，其实有很多值得现代文明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部分文化的消亡不能不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损失——谁也阻止不了现代化的进程，虽然也许这种文化上的代价是必要的，但我们，尤其是国家有责任使这种损失降到最低。作为电视台，它占有的是稀缺的公共资源（无线电波），因此，它有义务向多种文化敞开，向作为纳税人的公众提供反映不同文化语境中人群的生活的或非商业化的、优质的、教育性与知识性的各类节目。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然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农村人口必须培养、并且在电视上必须拥有自己的相当数量的形象代言人，以确保农村的优秀文化能传承下去——这无疑是国家应尽的责任。
7月25日南方都市报载，在由中欧论坛组委会、南方都市报、奥一网、搜狐网共同主办的中欧论坛中国直播室里，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就中国农村的社会建设发表了精彩演讲。针对农村文化生态发生断裂的现象，他认为根源在于电视，并说现在“该发起砸电视运动”了。
作为学者，我相信吴重庆先生的言论并非信口开河，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他的“该发起砸电视运动”论是建立在农村文化生态已发生断裂，而“罪魁祸首”则在电视这一预设上。我们姑且假设吴先生的预设是正确的，但由这一预设似乎也推导不出应该砸电视的结论来。其一，电视不过是一个信号的接收装置，蠢然一物，何罪之有？如果电视真的引起了农村文化生态的断裂，也应该是通过电视传播的内容，而不是电视机本身。而这些内容是电视台和那些制片商制作的，按照吴先生的逻辑，似乎应该去把电视台砸了才更彻底；其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代步工具，如车的发明减少了人们身体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人变懒，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按照吴先生的逻辑，似乎也应该把所有的车也砸掉；其三，不知农民朋友们是否会认同吴先生的一片好心，为了维护农村的“文化生态”而心甘情愿地砸掉自家的电视，如果他们并不领情，就算吴先生的观点或理论再高深再玄妙，恐怕也只能算是“空中楼阁”式的玩意。
至于农村的生态文化是否真的发生断裂，如果真的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对农村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利还是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学术界肯定也存在争论，恕笔者才疏学浅，不敢置喙。不过，笔者更愿意将文化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之分割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诚然，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由于其产生的背景不同，确实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但之所以称之为“农村文化”或“城市文化”一来是为了言说的方便，二来主要是从地域的角度来称谓的，并不表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存在清晰的边界或不可逾越的鸿沟，即某某特点为“农村文化”所独具，某某特点为“城市文化”所专有。两种文化在相遇时，必然或多或少地都会发生变化，因为文化的活力本身即在于该种文化的开放性。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静止的存在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一种“耗散结构”它必须不断地与外界的异质文化发生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交流，才能维持自身结构的稳定，即再生产自身的文化特质——一旦这种交流停止，这种文化必定走向僵化和死亡。而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只不过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的工具罢了。
不可否认，电视中呈现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是严重不对称的。电视并非农业文明的产物，而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宠儿。由于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处的中心地位，自古以来，相对于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就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化。在信息的双向流动中，城市文化相对于农村文化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不过，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流量远远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比，因此，农村文化尚能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而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在城市的聚集则更加集中，城乡之间信息流动的不对称也更加严重，农村文化的边缘化也更显著，城市文化主导农村文化的现象在电视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就算没有电视，恐怕农村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也难以保持传统的那种相对独立性。当某一强势文化的信息大量涌向另一弱势文化，而那一弱势文化来不及消化和应答时——这种信息的流动不能看作对话与交流，而是单方面的灌输——就会使那一弱势文化崩溃或断裂，而电视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罢了。
据笔者所知，电视的制作过程需要近两百多个学科的互相配合，只有现代化的城市才具备制作电视的所有人、财、物的资源。就电视的内容而言，制片人、导演、剧本创作者等对内容有影响的人，往往都生活于现代工业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语境里，对农村生活及其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自然只能在电视上呈现或展示工业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场景。就算有一些农村文化的场景出现，往往也显得隔膜，展现的是一个城市人眼中的农村文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在电视上，农村文化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因为它没有生长于农村文化语境的自身的真正的文化代言人。也只有在此意义上，电视应该为农村文化生态的断裂——假如这种断裂真的发生了的话——承担一定的责任。
归根究底，这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即农村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已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在农村文化中，其实有很多值得现代文明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部分文化的消亡不能不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损失——谁也阻止不了现代化的进程，虽然也许这种文化上的代价是必要的，但我们，尤其是国家有责任使这种损失降到最低。作为电视台，它占有的是稀缺的公共资源（无线电波），因此，它有义务向多种文化敞开，向作为纳税人的公众提供反映不同文化语境中人群的生活的或非商业化的、优质的、教育性与知识性的各类节目。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然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农村人口必须培养、并且在电视上必须拥有自己的相当数量的形象代言人，以确保农村的优秀文化能传承下去——这无疑是国家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