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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重庆晚报载，最近，郭敬明出版了新小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张颐武腾讯博客）撰文赞郭敬明的小说是“今天时代的一种独特的见证”
由于对中国当代文学一向没有好感，我一直坚持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书。在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司文郎的小说，中有一瞽僧，能以鼻识文，只要闻一闻文章烧化后的纸灰，就能分辨出文章的好坏来——“垃圾文章”烧成的灰，令他“格格而不能下”甚至“作恶”而好的文章，则以“心受之”读者诸君或许把这当成神话来看，但在我，却觉得瞽僧的“特异功能”并不神奇——凡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美有深刻感受的人，都会产生与瞽僧同样的感觉。一般来说，任何一本中国文学书籍，只要读上两三行，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作者大致水平来——按照全息学的理论，部分拥有整体的全部信息，就两三行字，已足以见出作者的功力来。
曹丕的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有的阐释者将“气”解释为“气质、个性”而我倒更愿意将之理解成“气血”、“气韵”医云，通则不痛。就像一个人，如果气血不畅通，难免这里那里会有毛病——文章也是这样。只有气血贯通，人才能成其为活生生的人；同样，只有气血贯通，文字才不至于成为一具僵尸。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毛病也就在于“气血不通”表现有二，其一为作家没有自己的思想——一位没有思想的作家就象骑着文字这匹瞎马的盲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将被引向何方，或将读者引向何方。因为没有思想，自然不能“吾道（思想）一以贯之”即根本谈不上以思想贯穿全文，使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整体。其二为缺乏真情实感——中国的当代作家老是喜欢端起架子写文章，就象跑江湖卖艺的，在打拳之前，总要来一个起手势，告诉观众，我现在要开始打拳了，请大家注意看。我有一种常人觉得不可理解的观点，即认为小学生的文章写得比中学生好，中学生的文章写得比大学生好，理科生的文章写得比文科生好，非中文专业的文科生的文章又写得比中文专业的学生好。因为文章的真精神在于一个字，即“诚”随着年龄的增长，诸“伪”并作“诚”的缺失便越来越严重，文章的“精气神”也就丧失了。没有思想与情感贯穿其间的文字，给人一种零碎、断裂的感觉，只能算是文字的堆积或文字的僵尸，根本称不上是什么“文学”
思想与情感缺席的另一后果是使“作家”刻意去追求文字的华丽。我一向认为，好的文字是让人感觉不到文字的存在——它直指人的心灵深处。文字正是通过否定自身而实现自身的价值的。因此，我称那些花里胡哨的华丽文字为“拖把式文字”——就象裁缝师傅做衣服的碎料，花花绿绿地一堆，看似漂亮，却只配用来做拖把。当代的中国文坛便充满了这种拖把式的文字，而这种文字居然获得了那么多读者的喜爱——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对于北大的文学评论家与博导张颐武先生，我久闻其大名，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拜读他的文章。偶然读到他对郭敬明这位我并不喜欢的，却在当代文坛正如日中天的80后作家的评论，自然免不了激起我的好奇心来。我在网上将张颐武的评论“残酷青春的痕迹：悲伤逆流成河的意义”与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搜索了出来。对于郭敬明的书，我只是觉得他的文字缺少“韵味”毕竟也还读得通。可看了张颐武先生的评论，却感到不知所云。我们来看看开头的第一句，可能也是张教授自己觉得很得意的句子：“青春总是要和现实劈面而遇，现实的坚硬的内核会让青春无法逃避他自己的宿命。”这句话里的三个关键词为“青春”、“现实”、“宿命”其中“青春”、“现实”两个词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竟然出现了两次。这是三个外延很大，很吓人，意义却很模糊的词，或者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是由于经常使用而意义磨损或“意义被抽空”的词——即一个所指不确定的符号。不知读者诸君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也许我智力迟钝，反正我是无法弄清楚张教授在说什么。在这篇所谓的评论中，除了对故事的叙述部分外，其他部分都充满了这种风格的句子——就象余秋雨所谓的“文化散文”的风格一样。读者的思维在走入张教授文字的迷宫后将产生混乱，唯一的感叹大约只有“真是高深莫测呀！北大的教授毕竟是北大的教授！”罢。
说白了，张教授的文字就是那种假大空的“拖把式文字”因为他肚子里没有货，就只好鼓捣出这些花架子来吓唬吓唬人。虽然他头上有着文学评论家与文学博导的耀眼光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文学方面还没入门。有一位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很有名气的文学博导，曾在课堂上大言不惭地当着数百学生说，自己分辨不出文学作品的好坏来，一部作品如果在他的头脑里不变成一二三四之类的条条框框，他就没法谈论那部作品。虽然这位文学博导很诚实，但是，如果这样对文学缺乏感悟能力，我还是奉劝他不如去干点别的什么事，别站在讲台上误人子弟了。同样，我也奉劝张颐武先生别丢人现眼了，还是先向小学生学习怎么写作文，做到了“诚”以后，然后再来当他的文学评论家与文学博导吧。
7月16日重庆晚报载，最近，郭敬明出版了新小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张颐武腾讯博客）撰文赞郭敬明的小说是“今天时代的一种独特的见证”
由于对中国当代文学一向没有好感，我一直坚持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书。在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司文郎的小说，中有一瞽僧，能以鼻识文，只要闻一闻文章烧化后的纸灰，就能分辨出文章的好坏来——“垃圾文章”烧成的灰，令他“格格而不能下”甚至“作恶”而好的文章，则以“心受之”读者诸君或许把这当成神话来看，但在我，却觉得瞽僧的“特异功能”并不神奇——凡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美有深刻感受的人，都会产生与瞽僧同样的感觉。一般来说，任何一本中国文学书籍，只要读上两三行，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作者大致水平来——按照全息学的理论，部分拥有整体的全部信息，就两三行字，已足以见出作者的功力来。
曹丕的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有的阐释者将“气”解释为“气质、个性”而我倒更愿意将之理解成“气血”、“气韵”医云，通则不痛。就像一个人，如果气血不畅通，难免这里那里会有毛病——文章也是这样。只有气血贯通，人才能成其为活生生的人；同样，只有气血贯通，文字才不至于成为一具僵尸。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毛病也就在于“气血不通”表现有二，其一为作家没有自己的思想——一位没有思想的作家就象骑着文字这匹瞎马的盲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将被引向何方，或将读者引向何方。因为没有思想，自然不能“吾道（思想）一以贯之”即根本谈不上以思想贯穿全文，使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整体。其二为缺乏真情实感——中国的当代作家老是喜欢端起架子写文章，就象跑江湖卖艺的，在打拳之前，总要来一个起手势，告诉观众，我现在要开始打拳了，请大家注意看。我有一种常人觉得不可理解的观点，即认为小学生的文章写得比中学生好，中学生的文章写得比大学生好，理科生的文章写得比文科生好，非中文专业的文科生的文章又写得比中文专业的学生好。因为文章的真精神在于一个字，即“诚”随着年龄的增长，诸“伪”并作“诚”的缺失便越来越严重，文章的“精气神”也就丧失了。没有思想与情感贯穿其间的文字，给人一种零碎、断裂的感觉，只能算是文字的堆积或文字的僵尸，根本称不上是什么“文学”
思想与情感缺席的另一后果是使“作家”刻意去追求文字的华丽。我一向认为，好的文字是让人感觉不到文字的存在——它直指人的心灵深处。文字正是通过否定自身而实现自身的价值的。因此，我称那些花里胡哨的华丽文字为“拖把式文字”——就象裁缝师傅做衣服的碎料，花花绿绿地一堆，看似漂亮，却只配用来做拖把。当代的中国文坛便充满了这种拖把式的文字，而这种文字居然获得了那么多读者的喜爱——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对于北大的文学评论家与博导张颐武先生，我久闻其大名，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拜读他的文章。偶然读到他对郭敬明这位我并不喜欢的，却在当代文坛正如日中天的80后作家的评论，自然免不了激起我的好奇心来。我在网上将张颐武的评论“残酷青春的痕迹：悲伤逆流成河的意义”与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搜索了出来。对于郭敬明的书，我只是觉得他的文字缺少“韵味”毕竟也还读得通。可看了张颐武先生的评论，却感到不知所云。我们来看看开头的第一句，可能也是张教授自己觉得很得意的句子：“青春总是要和现实劈面而遇，现实的坚硬的内核会让青春无法逃避他自己的宿命。”这句话里的三个关键词为“青春”、“现实”、“宿命”其中“青春”、“现实”两个词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竟然出现了两次。这是三个外延很大，很吓人，意义却很模糊的词，或者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是由于经常使用而意义磨损或“意义被抽空”的词——即一个所指不确定的符号。不知读者诸君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也许我智力迟钝，反正我是无法弄清楚张教授在说什么。在这篇所谓的评论中，除了对故事的叙述部分外，其他部分都充满了这种风格的句子——就象余秋雨所谓的“文化散文”的风格一样。读者的思维在走入张教授文字的迷宫后将产生混乱，唯一的感叹大约只有“真是高深莫测呀！北大的教授毕竟是北大的教授！”罢。
说白了，张教授的文字就是那种假大空的“拖把式文字”因为他肚子里没有货，就只好鼓捣出这些花架子来吓唬吓唬人。虽然他头上有着文学评论家与文学博导的耀眼光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文学方面还没入门。有一位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很有名气的文学博导，曾在课堂上大言不惭地当着数百学生说，自己分辨不出文学作品的好坏来，一部作品如果在他的头脑里不变成一二三四之类的条条框框，他就没法谈论那部作品。虽然这位文学博导很诚实，但是，如果这样对文学缺乏感悟能力，我还是奉劝他不如去干点别的什么事，别站在讲台上误人子弟了。同样，我也奉劝张颐武先生别丢人现眼了，还是先向小学生学习怎么写作文，做到了“诚”以后，然后再来当他的文学评论家与文学博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