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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对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姚少凡老师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这使他成了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
就说补课问题吧，即使是补课最大的受害者的学生，也未必认为补课有什么不合适，可能反而觉得不补课的老师是不负责任，就像上面那些呼吁“试点班”的同学“擦亮眼睛”“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来”的学生一样。为什么呢？这些学生一门心思地想考上大学，往往认为为此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却不管这些努力到底有没有实际效果，或有多大的实际效果。由于高考充满了不确定性，成绩再好的学生可能也很难说有把握一定考上大学或者一所好大学，这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焦虑，于是，补课对他们就成了一种“有比没有好”的“仪式性”的心理安慰剂——如果不补课，他们会觉得十分不安。另外，由于长期的填鸭式的训练，使他们形成了思维定式，习惯了现行的教学模式，如果突然换成另一种教学模式，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适应感，从而引发他们的反抗。而且，只要补了课，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所谓学习和做题上，就算高考没能上，总算给爹妈也能有个交待——至少自己是尽力而为了。
在老师，其实和学生有着类似的心态，即如果不补课，万一学生考砸了，自己将没有任何退路，而在现行考试语境里，补课确实对于高考分数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此外，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对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部分老师由于工作繁忙而没有时间进行专业学习以提高自身的各项教学技能，或缺乏思想和批判性教学反思的能力，或只是因为惯性和惰性而不愿意改变现行教学模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补课能提高老师的收入，除了补课，大多数老师除了工资很难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我曾在考试漫谈一文中谈到考试与自我认同的关系：考试一旦成为唯一的标准，便变成了一种暴力——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简化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这样，考场便成了一种类似于作坊或生产车间之类的东西，分数的高低是它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这个车间出产的成品不能叫“人才”虽然我们确实也不能否认其中不乏颇有才能的人，如果套用贾宝玉先生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分蠹”“分数线”几乎成了决定个体一生的前途与命运的无形的暴君，相应地便产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与投机者。这种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却擅长或醉心于考试——考试给予他们以成就感与自信心，并使他们未来能在社会上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从而有可能继续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强加给全社会，造成一种考试的“恶性循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不是高考选中了我们，而是我们选中了高考——我们的民族是个喜欢考试的民族。
因此，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现行考试制度的同谋“我们喂养了蟑螂，却抱怨蟑螂破坏了我们的生活，不亦谬乎？”所以，支持姚少凡老师的教育实验或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恐怕要从我们每个人自身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在为不合理的各种制度做贡献，并在行动上做出改良现行制度的回应。
都会对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姚少凡老师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这使他成了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
就说补课问题吧，即使是补课最大的受害者的学生，也未必认为补课有什么不合适，可能反而觉得不补课的老师是不负责任，就像上面那些呼吁“试点班”的同学“擦亮眼睛”“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来”的学生一样。为什么呢？这些学生一门心思地想考上大学，往往认为为此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却不管这些努力到底有没有实际效果，或有多大的实际效果。由于高考充满了不确定性，成绩再好的学生可能也很难说有把握一定考上大学或者一所好大学，这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焦虑，于是，补课对他们就成了一种“有比没有好”的“仪式性”的心理安慰剂——如果不补课，他们会觉得十分不安。另外，由于长期的填鸭式的训练，使他们形成了思维定式，习惯了现行的教学模式，如果突然换成另一种教学模式，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适应感，从而引发他们的反抗。而且，只要补了课，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所谓学习和做题上，就算高考没能上，总算给爹妈也能有个交待——至少自己是尽力而为了。
在老师，其实和学生有着类似的心态，即如果不补课，万一学生考砸了，自己将没有任何退路，而在现行考试语境里，补课确实对于高考分数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此外，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对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部分老师由于工作繁忙而没有时间进行专业学习以提高自身的各项教学技能，或缺乏思想和批判性教学反思的能力，或只是因为惯性和惰性而不愿意改变现行教学模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补课能提高老师的收入，除了补课，大多数老师除了工资很难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我曾在考试漫谈一文中谈到考试与自我认同的关系：考试一旦成为唯一的标准，便变成了一种暴力——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简化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这样，考场便成了一种类似于作坊或生产车间之类的东西，分数的高低是它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这个车间出产的成品不能叫“人才”虽然我们确实也不能否认其中不乏颇有才能的人，如果套用贾宝玉先生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分蠹”“分数线”几乎成了决定个体一生的前途与命运的无形的暴君，相应地便产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与投机者。这种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却擅长或醉心于考试——考试给予他们以成就感与自信心，并使他们未来能在社会上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从而有可能继续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强加给全社会，造成一种考试的“恶性循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不是高考选中了我们，而是我们选中了高考——我们的民族是个喜欢考试的民族。
因此，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现行考试制度的同谋“我们喂养了蟑螂，却抱怨蟑螂破坏了我们的生活，不亦谬乎？”所以，支持姚少凡老师的教育实验或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恐怕要从我们每个人自身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在为不合理的各种制度做贡献，并在行动上做出改良现行制度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