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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的一位老师发现了一篇“好”作文,想给个满分,兴奋地叫组长过来看,按规定,满分作文都得通过组长的审批。我也跑过去看,说实在的,由于很少能见到一篇像样的好文章,我想见识见识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另外有几个老师也围过来看了。结果却很令我失望,那正是我所讨厌的“拖把”式的假大空文章,不过作者的语言还是挺流畅,比起同类的文章,确实要算是“好”文章了。审批的结果,是满分。我心里很有些不平。不久,我看到了一篇名为战国舞姬的小说,不论从语言还是技巧,都远远胜过那一篇满分作文。我想,如果那篇文章能打满分,我这篇文章不能打满分也就太不公平了。于是,我也把组长叫过来。他坐下来,看完那篇小说,脸色一下就拉了下来,用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这篇文章我不可能给打满分,而且也不能超过40分!”他说这是“故事新编”“我们不提倡故事新编!”我反问:“为什么不行呢?,鲁迅不也故事新编吗?”他于是说这文章不搭题。但其实从文章深层的内涵来分析的话,却未必与所谓的“入”与“出”没有关系,何况按照他们组长的要求,一般尽量要把分数往上打,只要能牵上哪怕一点关系,都算合题或基本合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深入学生的思维,跟着学生的思维走。”这次他却一反常态——我知道他是在报复我。我恐怕是我们组里唯一的一个要打满分作文却没被通过的,不但如此,他还把那篇作文压到了41分。

    今天晚上,我才上机,正在改作文,组长突然走到了我的身边,满身的酒气,涨红着脸,大声对我说:“我严重警告你,今天的校标卷你打的分数太低了,你要好好地学习标准!”其实,据我所知,还有比我打得更低的,我打32分,有人只打了29分,而所谓专家却打了45分,那文章实在并不怎么样——我对于专家们的水平实在也不敢恭维。就算我打的分数与专家有差异,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况,我的通过率有88%,是正常的,而自评指数也处于中等水平,没有什么好给他说三道四的。他又大声对我说:“你要按照标准打分,不能照你自己的标准给分,否则,你给我停下!”我冒火了,也大声分辨说:“我是按照标准打分呀,何况,不同的人对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他见我居然敢顶嘴,大声吼道:“你给我停下!别改卷了,我停了你的机!”一边吼着,一边就跑到了监控机旁,忙着要限制我继续递交文章。我再没有理他,继续看我的文章,这时全组的人都吓得不敢吭声了。我不得不说,他对电脑和监控程序根本不熟,自始之终,他都没能限制我,而他自己却以为他真“停了”我的“机”了。

    他让我先学一个小时的标准再说。我不想和他闹,我们的院长很忙,为这点小事闹到她那去不太好;再加上我很想看看专家们是怎么评卷的,于是,我顺着他的意思,将样卷给调了出来。很遗憾,我的感觉是专家的打分非常随意,并没有按照标准打分。或许你们会说的的感觉并不正确,但凭什么说专家就一定正确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专家吗?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我读过的书也不算少,并且从事文学创作也有十来年了,多多少少好歹也发表过几十篇文章。我学的是古代文学,最熟悉的却是现代文学,可以说,几乎现代每一位作家的文章我都至少见过一篇,于大多数作家,我是读过一本或好几本作品集的。当然,这并不值得夸耀,但却令我有充分的自信怀疑专家们的标准,尽管我不知道这些专家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后来一位很替我不平的,和我一组参加作文阅卷的高校老师告诉我,按照国家规定,高考阅卷应该有65%的高校教师,只能有35%的高中教师参加。还有人提出,高三的老师不应该参加阅卷,因为学生的成绩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高三老师作为整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升学率往往与他们的奖金挂钩)。由于高校教师与高中教师的眼光与标准不一样,往年经常发生争执。近年来高校教师参加高考阅卷的人数大大下降,标准便操纵在了高中教师的手里。当然,高中教师的水平未必一定就要比高校教师差,但由于学生的成绩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再加上他们对学生一定程度的同情,使他们很难跳出来客观、冷静地评卷。但这对于那些文章真正写得好的学生,却是不公正的;再加上评卷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随机因素,使得学生的成绩与他们真实的水平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从这上角度上来观照我与组长的争执,不能不说是有其必然性的。专家制定标准,只是为了便于量化,而对于写文章来说,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量化且只能感觉的。正因为如此,在高考作文中得高分的往往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八股”作风的文章,而真正写得好的却无法量化因而不能用专家的尺子来丈量的文章却得不到一个好的、公正的评价。

    这便是考试的“异化”正如我在考试漫谈这篇文章曾经说的:“其实,考试如果仅仅用于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或能力的参考标准,那倒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办法。然而,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考试却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升学、就业、晋级、提工资等等,这便是这种制度的最大的不公正。考试一旦成为唯一的标准,便变成了一种暴力: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简化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这样,考场便成了一种类似于作坊或生产车间之类的东西,分数的高低是它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这个车间出产的成品不能叫‘人才’,虽然我们确实也不能否认其中不乏颇有才能的人,如果套用贾宝玉先生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分蠹’。‘分数线’几乎成了决定个体一生的前途与命运的无形的暴君,相应地便产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与投机者。这种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却擅长或醉心于考试:考试给予他们以成就感与自信心,并使他们未来能在社会上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从而有可能继续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强加给全社会,造成一种考试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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