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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清华博士生王垠在水木社区blog上发表了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明确要求退学。
昨天，教育部有关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对于这一事件，他已在网上看到了相关报道。他的个人意见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他说：“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你我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吗？有谁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呢？”
这位负责人表示，王垠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想法“自我培养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提出退学申请，还是应该慎重。他认为，此事与教育制度无关，也不认为这和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陈丹青辞职有相同之处。（东方早报9月27日）
如教育部“有关人士”所认为的，笔者也觉得王垠从清华退学确实“只是个别现象”因为也如“有关人士”所说的“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你我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吗？有谁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呢？”——一般人眼中的清华的博士意味着份量颇不轻的荣誉、地位与金钱——太多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文凭符号”历来有着“状元崇拜”与“文凭崇拜”的国人确实不容易放弃这一纸通向未来美好前程的通行证。正因为如此，才显得王垠此举的可贵，同时，我想，他未必就是不“慎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关人士”认为王垠退学因为只是个别现象就与教育制度无关，恐怕是经不起逻辑的推敲的。有网友评论这样说是“掩耳盗铃”不能不说是很有道理的——个别现象并不等于是与教育制度无关，王垠的退学恰恰是在于他对于现行教育制度与教育体制的不满；“有关人士”似乎要等到退学不再是“个别现象”了，才会放下架子，羞答答地承认此事与教育制度确实不无关系。从“有关人士”的话看来，他似乎觉得陈丹青辞职还是与教育制度有关的，但陈丹青辞职何尝不也“只是个别现象”？
照我看，王垠退学不但与陈丹青辞职有关，而且与崔永元炮轰央视有关——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利益集团，揭露了其中为各种光环所掩盖的溃烂之处，戳中了体制的软肋。
我的弟弟是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但他却拒绝了读直博，并最终改行学了经济学。在我弟弟眼中，即便在南大学物理，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老师所做的，不过是“炒菜”的工作——将别人的成果拼在一起，放在自己的锅里搅一搅，加点作料，便当成了自己的“成果”（如王垠的文章里说的，制度决定人的行为，这难道不是现行学术评审体制引起的吗？）；由于他本科没有物理学背景，故不能出国留学深造，他觉得，在国内发展很难使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能获得不少实惠，却不如改学经济来得快，也免得玷污了他心目中神圣的物理学。
我自己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更是有深切的体验。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中学教育不得不围着“考试”这个暴君转；为了提高升学率，教师们也只好将压力转移到学生的身上，使用题海战术或“恶补”等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残酷剥夺了学生的生活乐趣与创造力。我很反感这种教育方式，与王垠一样，我也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反叛者。我很喜欢数学，有时甚至为了一个数学难题会想上一个月。初中时，我已开始自学大学数学，并能解偏微分方程。由于我当学习委员，我检查别人的作业，而我自己的作业却没人检查，这使我得以逃脱了应试教育的毒害。甚至，连数学课堂作业老师也允许我不做而去干自己的事，此无他，数学老师是想让我将全部精力放在奥赛上，为学校争光。虽然很少做题，上课也并不认真，我却毫不费力地考上了我们当地的重点中学。一直到高二，我总是保持着全校前十五名。然而，随着高考的即将来临，我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父母与老师为了让我能顺利地考上一所好大学，极力劝我暂时放下自己喜欢的数学，一心扑在考试上，先跳了“农门”再说。由于我那时觉得当天天坐在家里的一个数学家不爽，期望着能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于是，便听从了父母与老师的劝告，放下数学，却也没有把精力放到应付... -->>
9月22日，清华博士生王垠在水木社区blog上发表了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明确要求退学。
昨天，教育部有关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对于这一事件，他已在网上看到了相关报道。他的个人意见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他说：“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你我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吗？有谁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呢？”
这位负责人表示，王垠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想法“自我培养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提出退学申请，还是应该慎重。他认为，此事与教育制度无关，也不认为这和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陈丹青辞职有相同之处。（东方早报9月27日）
如教育部“有关人士”所认为的，笔者也觉得王垠从清华退学确实“只是个别现象”因为也如“有关人士”所说的“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你我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吗？有谁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呢？”——一般人眼中的清华的博士意味着份量颇不轻的荣誉、地位与金钱——太多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文凭符号”历来有着“状元崇拜”与“文凭崇拜”的国人确实不容易放弃这一纸通向未来美好前程的通行证。正因为如此，才显得王垠此举的可贵，同时，我想，他未必就是不“慎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关人士”认为王垠退学因为只是个别现象就与教育制度无关，恐怕是经不起逻辑的推敲的。有网友评论这样说是“掩耳盗铃”不能不说是很有道理的——个别现象并不等于是与教育制度无关，王垠的退学恰恰是在于他对于现行教育制度与教育体制的不满；“有关人士”似乎要等到退学不再是“个别现象”了，才会放下架子，羞答答地承认此事与教育制度确实不无关系。从“有关人士”的话看来，他似乎觉得陈丹青辞职还是与教育制度有关的，但陈丹青辞职何尝不也“只是个别现象”？
照我看，王垠退学不但与陈丹青辞职有关，而且与崔永元炮轰央视有关——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利益集团，揭露了其中为各种光环所掩盖的溃烂之处，戳中了体制的软肋。
我的弟弟是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但他却拒绝了读直博，并最终改行学了经济学。在我弟弟眼中，即便在南大学物理，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老师所做的，不过是“炒菜”的工作——将别人的成果拼在一起，放在自己的锅里搅一搅，加点作料，便当成了自己的“成果”（如王垠的文章里说的，制度决定人的行为，这难道不是现行学术评审体制引起的吗？）；由于他本科没有物理学背景，故不能出国留学深造，他觉得，在国内发展很难使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能获得不少实惠，却不如改学经济来得快，也免得玷污了他心目中神圣的物理学。
我自己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更是有深切的体验。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中学教育不得不围着“考试”这个暴君转；为了提高升学率，教师们也只好将压力转移到学生的身上，使用题海战术或“恶补”等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残酷剥夺了学生的生活乐趣与创造力。我很反感这种教育方式，与王垠一样，我也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反叛者。我很喜欢数学，有时甚至为了一个数学难题会想上一个月。初中时，我已开始自学大学数学，并能解偏微分方程。由于我当学习委员，我检查别人的作业，而我自己的作业却没人检查，这使我得以逃脱了应试教育的毒害。甚至，连数学课堂作业老师也允许我不做而去干自己的事，此无他，数学老师是想让我将全部精力放在奥赛上，为学校争光。虽然很少做题，上课也并不认真，我却毫不费力地考上了我们当地的重点中学。一直到高二，我总是保持着全校前十五名。然而，随着高考的即将来临，我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父母与老师为了让我能顺利地考上一所好大学，极力劝我暂时放下自己喜欢的数学，一心扑在考试上，先跳了“农门”再说。由于我那时觉得当天天坐在家里的一个数学家不爽，期望着能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于是，便听从了父母与老师的劝告，放下数学，却也没有把精力放到应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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