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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付考试上去，因为我实在提不起这个兴趣来。加上，我受了叶永烈写的一本小书人才成败纵横谈的影响，以为自学一样能成才，而且能成大家。这时，我的兴趣已转到了文学上，天天捧着一本唐诗三百首读，乐此不疲。自然，我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叛逆行为的恶果，高考的时候我只勉强上了一个专科线，而且，我的最强项数学竟然没及格。最后在父母的安排下，我读了一个医学院。
在大学期间，由于我对自己的专业没有任何兴趣，所以，上课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将文学或哲学书放在课桌底下读，课后更加不可能在本专业花什么功夫。大学三年，我疯狂地读书，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借书卡上竟然有上百本书，此外，我自己买的书也读了一部分。虽然在专业上没花什么功夫，我却顺利地通过了学校的各项考试，甚至差点获得乙等奖学金，要不是我旷了四天课的话。原来，我们一般每学期十门课，考试时间有一个月，每两三天考一门，就这么两三天的时间，已经足够我拿一个不错的成绩了。我感到很荒谬，同时，却也有种莫名的快感，觉得这是对我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的讽刺。
毕业后，我分配到一个县级防疫站工作。原本以为自己胜任不了工作，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不但与别人一样，完全可以胜任工作，而且往往能比别人干得更好。但由于自己不善于处理与领导的关系，虽然我已成了站里的业务骨干，仍然混得很不得意。我对工作没什么热情，只不过是当成谋生的手段，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我曾经想过考研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因为厌倦考试而一直迟迟没有着手去试一试。
零三年，我被迫去考研，进入了某大学文学院，研究元明清文学，这时，我已参加工作有十年了。我们学文科的，虽然导师并不催着你多发论文，但是，在毕业前，你必须发表两篇论文，否则毕不了业。我见到很多学弟学妹一般是这样写论文的：首先，从期刊网上将别人已发表过的有关论文搜索一点下来，读一读，然后进入写作状态，将几篇论文移花接木，偷天换日，拼成一篇“自己的文章”拿去发表。文章不管写得多臭，只要出钱，一般都是能发表的。我们常笑话说，这种论文大约只有两个人会读到，即编辑与你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腐败，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这种腐败你能说不是制度造成甚至鼓励的吗？
前不久，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洪堡学者茅广军跳楼自杀，主要原因是发表的文章数太少，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我相信，以茅广军的水平，要炮制出一些“炒菜”式的论文也并非难事，可他却太迂，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去干这事儿，同时，中科院对他的“放逐”却也不能不令他感到耻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茅广军就是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给逼死的。
可王垠选择了另一种反抗方式——以退学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说“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我知道国外大部分研究也不是那么好，如果国外也找不到好的老师，我就找一个简单的工作，和我心爱的人一起生活。有人说这是浪费人才？在清华混沌的过日子才是浪费呢！当一个侍者至少也让我感到对社会有贡献，看着顾客满意，我会露出笑容。可是做一个博士却没有。我感觉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何等地沉痛！何等地无奈！而“有关人士”却表示此事与教育制度无关；试问“有关人士”说这种话的时候，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留在这个圈子里就是屈服，我不出声，大家都不出声，这个世界就会继续这样郁闷的运转下去。我今天要对这个系统大声地说一声‘不！’”
是否会有更多的觉醒者能站出来，对这种并非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强加上我们身上，维护着某些把持教育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非人性的教育制度说‘不！’，以促进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教育崛起的希望也就在他们的身上。
到应付考试上去，因为我实在提不起这个兴趣来。加上，我受了叶永烈写的一本小书人才成败纵横谈的影响，以为自学一样能成才，而且能成大家。这时，我的兴趣已转到了文学上，天天捧着一本唐诗三百首读，乐此不疲。自然，我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叛逆行为的恶果，高考的时候我只勉强上了一个专科线，而且，我的最强项数学竟然没及格。最后在父母的安排下，我读了一个医学院。
在大学期间，由于我对自己的专业没有任何兴趣，所以，上课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将文学或哲学书放在课桌底下读，课后更加不可能在本专业花什么功夫。大学三年，我疯狂地读书，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借书卡上竟然有上百本书，此外，我自己买的书也读了一部分。虽然在专业上没花什么功夫，我却顺利地通过了学校的各项考试，甚至差点获得乙等奖学金，要不是我旷了四天课的话。原来，我们一般每学期十门课，考试时间有一个月，每两三天考一门，就这么两三天的时间，已经足够我拿一个不错的成绩了。我感到很荒谬，同时，却也有种莫名的快感，觉得这是对我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的讽刺。
毕业后，我分配到一个县级防疫站工作。原本以为自己胜任不了工作，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不但与别人一样，完全可以胜任工作，而且往往能比别人干得更好。但由于自己不善于处理与领导的关系，虽然我已成了站里的业务骨干，仍然混得很不得意。我对工作没什么热情，只不过是当成谋生的手段，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我曾经想过考研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因为厌倦考试而一直迟迟没有着手去试一试。
零三年，我被迫去考研，进入了某大学文学院，研究元明清文学，这时，我已参加工作有十年了。我们学文科的，虽然导师并不催着你多发论文，但是，在毕业前，你必须发表两篇论文，否则毕不了业。我见到很多学弟学妹一般是这样写论文的：首先，从期刊网上将别人已发表过的有关论文搜索一点下来，读一读，然后进入写作状态，将几篇论文移花接木，偷天换日，拼成一篇“自己的文章”拿去发表。文章不管写得多臭，只要出钱，一般都是能发表的。我们常笑话说，这种论文大约只有两个人会读到，即编辑与你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腐败，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这种腐败你能说不是制度造成甚至鼓励的吗？
前不久，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洪堡学者茅广军跳楼自杀，主要原因是发表的文章数太少，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我相信，以茅广军的水平，要炮制出一些“炒菜”式的论文也并非难事，可他却太迂，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去干这事儿，同时，中科院对他的“放逐”却也不能不令他感到耻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茅广军就是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给逼死的。
可王垠选择了另一种反抗方式——以退学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说“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我知道国外大部分研究也不是那么好，如果国外也找不到好的老师，我就找一个简单的工作，和我心爱的人一起生活。有人说这是浪费人才？在清华混沌的过日子才是浪费呢！当一个侍者至少也让我感到对社会有贡献，看着顾客满意，我会露出笑容。可是做一个博士却没有。我感觉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何等地沉痛！何等地无奈！而“有关人士”却表示此事与教育制度无关；试问“有关人士”说这种话的时候，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留在这个圈子里就是屈服，我不出声，大家都不出声，这个世界就会继续这样郁闷的运转下去。我今天要对这个系统大声地说一声‘不！’”
是否会有更多的觉醒者能站出来，对这种并非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强加上我们身上，维护着某些把持教育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非人性的教育制度说‘不！’，以促进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教育崛起的希望也就在他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