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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众多高校大兴土木，建成了许多设施先进、外观豪华的教学楼和实验楼，其硬件水平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许多知名学府。而最近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彭烨美国哈佛大学培训归来后却连连感叹：“和国内高校相比，想不到哈佛如此‘小气’”！这反差不禁让我们反思我们的校园硬件建设是不是有些太奢侈了（新华网 09月19日）
撇开高校建设“狂热症”背后可能存在的腐败动机与体制性因素不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建设“狂热症”是高校应对体制压力主导的教育质量滑坡的“存在性焦虑”（或曰“生存焦虑”）的一种方式。
近年来高校因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带来的市场化，造成很多高校一边免不了传统事业单位的官僚气，一边又增添了商业导向下的市侩气。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的传统职能，即“文化再生产”发生了移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变成了“文凭”与欲望的再生产，大学也就被异化成了“文凭作坊”或“文凭生产线”之类的东西。与此同时，学生们被几个简单的评定指标（如分数之类）异化成了可以量化、可以度量、可以操作与被操纵的“非人”于是，大学变成了“文凭贩子”而学生则变成了文凭的“买主”——相对于“文凭符号”知识不再是大学生们追求的重心。
不同学校的不同等级的“文凭符号”的差异对于学生而言意味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前程、不同的含金量。而与此同时“文凭符号”背后的意义，即“文化含量”却被抽空了。对于教育的消费者，即学生而言，由于考试成绩（其衡量的尺度是分数这个“暴君”）与文凭意味着金钱、地位与权利，他们的“消费需求”便被定位与内化成了对于分数与文凭（代表着欲望的“身份符号”）而不是文化的需求。
在现行体制下，高校找不到一条拯救教育的有效的途径。虽然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然而，像对自身缺乏自信的人必须通过某种表现在外的“炫耀仪式”确证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样，正因为大学里缺少大师，而大师又不是可以凭主观愿望可以呼唤出来的，为了治愈自身的焦虑症，提高大学的知名度，提升在国内大学排行榜上的地位，同时，在某些腐败动机与体制性因素的鼓励下，大学开始从“内涵”的追求转向“外延”的追求。
这种转向，一方面使大学投入到属于“内涵”的智力性因素上的资金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对于大学片面追求形式、贪大求全的浮躁之风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二者加速了高校教育质量的滑坡，而教育质量的滑坡使高校的“存在性焦虑症”更趋严重，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设“狂热症”与教育质量滑坡是现行体制的结构性因素，要想终结这种正反馈式的“恶性互动”可能最终得从体制本身的弊端着手——仅仅采用“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庸医治病方式，恐怕收效甚微。
什么时候这种“恶性互动”断裂了，大学重新回复到了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中国大学教育的春天也就真正来临了。
目前我国众多高校大兴土木，建成了许多设施先进、外观豪华的教学楼和实验楼，其硬件水平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许多知名学府。而最近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彭烨美国哈佛大学培训归来后却连连感叹：“和国内高校相比，想不到哈佛如此‘小气’”！这反差不禁让我们反思我们的校园硬件建设是不是有些太奢侈了（新华网 09月19日）
撇开高校建设“狂热症”背后可能存在的腐败动机与体制性因素不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建设“狂热症”是高校应对体制压力主导的教育质量滑坡的“存在性焦虑”（或曰“生存焦虑”）的一种方式。
近年来高校因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带来的市场化，造成很多高校一边免不了传统事业单位的官僚气，一边又增添了商业导向下的市侩气。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的传统职能，即“文化再生产”发生了移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变成了“文凭”与欲望的再生产，大学也就被异化成了“文凭作坊”或“文凭生产线”之类的东西。与此同时，学生们被几个简单的评定指标（如分数之类）异化成了可以量化、可以度量、可以操作与被操纵的“非人”于是，大学变成了“文凭贩子”而学生则变成了文凭的“买主”——相对于“文凭符号”知识不再是大学生们追求的重心。
不同学校的不同等级的“文凭符号”的差异对于学生而言意味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前程、不同的含金量。而与此同时“文凭符号”背后的意义，即“文化含量”却被抽空了。对于教育的消费者，即学生而言，由于考试成绩（其衡量的尺度是分数这个“暴君”）与文凭意味着金钱、地位与权利，他们的“消费需求”便被定位与内化成了对于分数与文凭（代表着欲望的“身份符号”）而不是文化的需求。
在现行体制下，高校找不到一条拯救教育的有效的途径。虽然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然而，像对自身缺乏自信的人必须通过某种表现在外的“炫耀仪式”确证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样，正因为大学里缺少大师，而大师又不是可以凭主观愿望可以呼唤出来的，为了治愈自身的焦虑症，提高大学的知名度，提升在国内大学排行榜上的地位，同时，在某些腐败动机与体制性因素的鼓励下，大学开始从“内涵”的追求转向“外延”的追求。
这种转向，一方面使大学投入到属于“内涵”的智力性因素上的资金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对于大学片面追求形式、贪大求全的浮躁之风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二者加速了高校教育质量的滑坡，而教育质量的滑坡使高校的“存在性焦虑症”更趋严重，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设“狂热症”与教育质量滑坡是现行体制的结构性因素，要想终结这种正反馈式的“恶性互动”可能最终得从体制本身的弊端着手——仅仅采用“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庸医治病方式，恐怕收效甚微。
什么时候这种“恶性互动”断裂了，大学重新回复到了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中国大学教育的春天也就真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