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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填补我国一项法律空白的重要法律国家教育考试法已由重庆市专家起草完毕，似乎是一项很值得国人高兴的事儿，因为“我国每年参加各种考试的人达到3000万，为世界之最。按种类分，有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各种职业技能认证考试等，种类繁多。然而数十年以来，却没有一部真正的考试法律法规来规范考试行为。”
我相信，为考试而专门立法，这在全世界应该也是首创，因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里“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下层社会的人几乎没有合法跻身上层的任何途径。直到1791年，法国才首先实行文官考试，1853年后，英国也逐渐推广文官考试。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民权初步中所说的：“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去的。”正因为国外的传统并不十分看重考试，到目前考试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不像在中国似地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一考定终生”与切身的重大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也没必要为什么劳什子的考试专门立法。这样看来，似乎国人应该更加高兴了，因为考试法的出台，使我们的国家又多了一项世界之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考试方法来甄别选拔人才的国家。即使从狭义的科举——进士科举出现的公元605年算起，至1905年停罢科举，科举制也在中国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其实，在这1300年中，中国并非没有“考试法”恰恰相反，中国的古代的“考试法”不但很完备，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严刑峻法——考试前的保密、考场的监察、考试中的回避、考生的身份监察、考官的连带责任，总之，对于考试程序的每一环节，在法律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往往以杀头之罪来震慑不遵守考试的游戏规则的士人或官员。李国荣先生在科场与舞弊一书中说“从唐宋到明清，考试与作弊相始终，科场与刑场门相通。”尽管如此，仍然刹不住科场舞弊之风，此无他，因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殊荣，另一方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实利——名利双收，全由通过考试鲤鱼跳龙门似地跃入仕途而得来，如此巨大的诱惑，试问天下有几人能抵挡？
由于中国古代以考试来选拔官员，所以，正是这个意义上，考试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考试的严刑峻法，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此种选拔制度的公正与神圣，更重要的恐怕却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试制度的完善与“考试法”的严苛是与中央集权的逐渐加强与社会的腐朽程度加剧相始终的。尽管科举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曾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然而，科举的消极影响也十分突出，而且越到后来，弊端暴露得越明显。尤其明代的八股取士，以“代圣贤立言为鹄的”极大地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有识之士称之为“思想阉割”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科举考试选拔制度相当于要求士人与官方签订一种人身与思想依附关系的契约，使任何欲进身仕途的知识分子（士人）都无可避免地以某一程度的“知性萎缩”为代价，通过顺从与依附权力而参与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强大的传统文化场，通过其“奖励”与“惩罚”双重的回馈机制，规范着士人的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个性形成与价值取向。可以说，正是这种被... -->>
所谓的填补我国一项法律空白的重要法律国家教育考试法已由重庆市专家起草完毕，似乎是一项很值得国人高兴的事儿，因为“我国每年参加各种考试的人达到3000万，为世界之最。按种类分，有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各种职业技能认证考试等，种类繁多。然而数十年以来，却没有一部真正的考试法律法规来规范考试行为。”
我相信，为考试而专门立法，这在全世界应该也是首创，因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里“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下层社会的人几乎没有合法跻身上层的任何途径。直到1791年，法国才首先实行文官考试，1853年后，英国也逐渐推广文官考试。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民权初步中所说的：“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去的。”正因为国外的传统并不十分看重考试，到目前考试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不像在中国似地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一考定终生”与切身的重大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也没必要为什么劳什子的考试专门立法。这样看来，似乎国人应该更加高兴了，因为考试法的出台，使我们的国家又多了一项世界之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考试方法来甄别选拔人才的国家。即使从狭义的科举——进士科举出现的公元605年算起，至1905年停罢科举，科举制也在中国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其实，在这1300年中，中国并非没有“考试法”恰恰相反，中国的古代的“考试法”不但很完备，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严刑峻法——考试前的保密、考场的监察、考试中的回避、考生的身份监察、考官的连带责任，总之，对于考试程序的每一环节，在法律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往往以杀头之罪来震慑不遵守考试的游戏规则的士人或官员。李国荣先生在科场与舞弊一书中说“从唐宋到明清，考试与作弊相始终，科场与刑场门相通。”尽管如此，仍然刹不住科场舞弊之风，此无他，因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殊荣，另一方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实利——名利双收，全由通过考试鲤鱼跳龙门似地跃入仕途而得来，如此巨大的诱惑，试问天下有几人能抵挡？
由于中国古代以考试来选拔官员，所以，正是这个意义上，考试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考试的严刑峻法，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此种选拔制度的公正与神圣，更重要的恐怕却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试制度的完善与“考试法”的严苛是与中央集权的逐渐加强与社会的腐朽程度加剧相始终的。尽管科举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曾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然而，科举的消极影响也十分突出，而且越到后来，弊端暴露得越明显。尤其明代的八股取士，以“代圣贤立言为鹄的”极大地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有识之士称之为“思想阉割”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科举考试选拔制度相当于要求士人与官方签订一种人身与思想依附关系的契约，使任何欲进身仕途的知识分子（士人）都无可避免地以某一程度的“知性萎缩”为代价，通过顺从与依附权力而参与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强大的传统文化场，通过其“奖励”与“惩罚”双重的回馈机制，规范着士人的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个性形成与价值取向。可以说，正是这种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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