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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了当代中国人的ing爱与婚姻行为及观念，因此应属“社会科学”范畴。在中国，人们似乎还不大习惯将人文与社会科学作明确划分，这也许是由于中国文化人向有务虛不务实、重理论轻事实的倾向。我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更接近于科学，不如说更接近于文学，想象力多于对事实的描述，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多于是怎样的实证考察，辞章之美多于准确翔实。这本书于是尝试对上述倾向有所突破，力求对社会状况和人们的行为及观念做经验的研究，提出的每一论点也力求有事实作依据。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减弱理论的“光彩”，但我觉得这是必要和有意义的尝试。
在美国留学六年，学习了大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西方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方法有较多的了解。现在回来做这些经验研究，除了研究本身的意义外，还有以自己的努力倡导和实践实证精神的意思。
书中除了“婚姻”一篇作于1980年外，其余十篇的研究均作于1988年9月至1990年8月这两年间。近十多年，我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大变革，人们在ing爱婚姻方面的行为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本书试图了解当代中囯人在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婚外恋、独身、离婚、自愿不育、同性恋、婚姻等方面的行为方式及观念，并研究影响着这些行为方式及观念的诸种因素，从而在对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尝试对它们做出恰当的解释。
本书的研究范围涉及一些仅属于少数人的行为，如独身、自愿不育、婚外恋、同性恋等。笔者认为，对少数人行为的研究价值并不下于对多数人行为的研究，对“异常”现象的研究价值亦不下于对“正常”现象的研究。只有将人口中少数人的异常行为方式包含在内，才能勾勒出事实的全貌。具体地说，虽然多数中国人在一生中都会结婚，会生孩子，不离婚，没有婚外恋，情爱对象限于异性，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了那些不结婚、不生育、有婚外恋、离婚或同性恋经历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及观念之后，才能了解我们社会在ing爱与婚姻问题上的全貌，才能懂得多数现象仅属或然而非必然，每种现象都是“变量”而非常量。从研究的结果可以做出一个大駔的推论，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打破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当代中国人在ing爱与婚姻方面的多种选择也会打破传统单一的“标准模式”。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很值得注意，并需要做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得到冯小双、王小波二同志的帮助，前者参加了“独身”与“离婚”两篇的调查和初稿工作，后者参加了“同性恋”一篇的调查和初稿工作，并对全书所有使用计算机进行的数据分析作了统计学和计算机方面的指导。罾在此特向二位致谢。此外，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还得到北京大学河社会学所诸位同仁的协助以及被调查者的配合，在此一并致文谢。
最后，还应感谢我在北京大学作博士后这两年间的导师费孝通教授。虽然由于他公务繁忙，笔者并不能经常得到他的直接指导，但这位社会学老前辈所作的富于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楷模，他的注重社会调查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应当继承的。
作者于北京大学1990年9月15日（未完待续）
本书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了当代中国人的ing爱与婚姻行为及观念，因此应属“社会科学”范畴。在中国，人们似乎还不大习惯将人文与社会科学作明确划分，这也许是由于中国文化人向有务虛不务实、重理论轻事实的倾向。我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更接近于科学，不如说更接近于文学，想象力多于对事实的描述，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多于是怎样的实证考察，辞章之美多于准确翔实。这本书于是尝试对上述倾向有所突破，力求对社会状况和人们的行为及观念做经验的研究，提出的每一论点也力求有事实作依据。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减弱理论的“光彩”，但我觉得这是必要和有意义的尝试。
在美国留学六年，学习了大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西方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方法有较多的了解。现在回来做这些经验研究，除了研究本身的意义外，还有以自己的努力倡导和实践实证精神的意思。
书中除了“婚姻”一篇作于1980年外，其余十篇的研究均作于1988年9月至1990年8月这两年间。近十多年，我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大变革，人们在ing爱婚姻方面的行为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本书试图了解当代中囯人在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婚外恋、独身、离婚、自愿不育、同性恋、婚姻等方面的行为方式及观念，并研究影响着这些行为方式及观念的诸种因素，从而在对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尝试对它们做出恰当的解释。
本书的研究范围涉及一些仅属于少数人的行为，如独身、自愿不育、婚外恋、同性恋等。笔者认为，对少数人行为的研究价值并不下于对多数人行为的研究，对“异常”现象的研究价值亦不下于对“正常”现象的研究。只有将人口中少数人的异常行为方式包含在内，才能勾勒出事实的全貌。具体地说，虽然多数中国人在一生中都会结婚，会生孩子，不离婚，没有婚外恋，情爱对象限于异性，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了那些不结婚、不生育、有婚外恋、离婚或同性恋经历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及观念之后，才能了解我们社会在ing爱与婚姻问题上的全貌，才能懂得多数现象仅属或然而非必然，每种现象都是“变量”而非常量。从研究的结果可以做出一个大駔的推论，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打破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当代中国人在ing爱与婚姻方面的多种选择也会打破传统单一的“标准模式”。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很值得注意，并需要做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得到冯小双、王小波二同志的帮助，前者参加了“独身”与“离婚”两篇的调查和初稿工作，后者参加了“同性恋”一篇的调查和初稿工作，并对全书所有使用计算机进行的数据分析作了统计学和计算机方面的指导。罾在此特向二位致谢。此外，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还得到北京大学河社会学所诸位同仁的协助以及被调查者的配合，在此一并致文谢。
最后，还应感谢我在北京大学作博士后这两年间的导师费孝通教授。虽然由于他公务繁忙，笔者并不能经常得到他的直接指导，但这位社会学老前辈所作的富于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楷模，他的注重社会调查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应当继承的。
作者于北京大学1990年9月15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