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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个楚国人坐船过江，一个不小心，心爱的宝剑掉到水里去了。于是，他在船身上刻了一道杠，说：“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船靠岸以后，他就从刻了记号的船边下水打捞宝剑。自然，宝剑是没法捞着的，因为船已走了，而剑却没走。
谈到文化变革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刻舟求剑正是我们人类的缩影——由于我们的精神总是滞后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技术主导或引领的物质世界的变化，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时，或许会惊异于为什么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人们总会做出现在看来是明显错误的或荒谬的选择？殊不知后之视今尤今之视昔。时代变了，但我们的意识总是喜欢停留在过去，我们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下一代的行为和他们的思想。这也难怪，因为人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对于新生的事物，人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它，以便做出比较理性的文化应答——这对意义的建构是极其重要的，为了避免无法解释新生事物而带来的混沌感与焦虑感，人们不得不采取“驼鸟政策”——将头埋在沙堆里，或麻痹自己的脑神经，以免直面环境的变化——当然，这是人类天生的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靠着这种机制，新生事物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被压抑在无意识的水平，人的意识层面则维持着某种平衡而不至于崩溃；此外，由于新环境在初露端倪时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人们只能意识到这个新环境以前的老环境。即便有大智慧者出，能见时代的变化于未萌、将萌或初萌之时，且著书立说或大声疾呼，也未必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因此，先知先觉者总是不能被理解于当时。
自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进入人类社会以来，当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的电子媒介取代作为视觉的延伸印刷媒介和作为其他人体其他个别器官的延伸的机械媒介时，我们同样要面对上述的困境。由于人们所由生长、所受教育、所养成的习惯等等，都来自于分类数据和分割肢解的机械技术时代，但他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由电子媒介所形成的整合任务和整合知识的新环境。如西方传播学巨匠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人类从远古至今经历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因为任何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将改变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游徏不定、采猎为生的洪荒时代，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把握，人的技艺是全面、多样发展的。那时的人既不会分析事物，也不会只专精一门，即那时的人是整体的人，是部落人，而不是被分割肢解的、专于一门的人。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和拼音文字的发明，人学会了分析，同时使自己成为被分裂切割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机械印刷术和工业化则把人推向了非部落化的极端。电子时代来临之后，人再不能只专精一门，人的感知系统不再偏重视觉；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一言以蔽之，人不再是分裂切割、残缺不全的人——这是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
由于在旧的机械媒介主导的社会里长大的一代人对新的认知世界方式的不适应，为了纾解由此而产生的或由紧张繁忙的现代城市生活所产生的焦虑感，他们往往将新生事物当成了很多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如将网络或电子游戏“妖魔化”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这些劳什子毒害了青少年。他们没有意识到诞生于由电脑和信息技术建构的数字化环境下一代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学习的方式已和他们有了根本的差别——这两代人之间存在着亟需填平的数字化“代沟”他们没有意识到如同书籍、电影等任何一种媒体一样，网络或电子游戏可以用来承载性与暴力，也可以用来传播信息和教育心灵。此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地球已成为一个小小的“环球村”信息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并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的获取、分析、处理、应用的能力将作为现代人最基本的能力和素质的标志，成为新世纪的人才规格标准之一。2000年7月22日，八国首脑在日本冲绳发布了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其中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即数字机遇和数字鸿沟。这两个概念表明，能否充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捕获数字机遇将影响到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而数字鸿沟——即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利用的差距将引起新的两极分化和新的国际不平等，与“文化霸权”一样，也存在“信息霸权”的问题。对时代变革的麻木与时代的飞速发展形成的巨大张力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教育不但要培养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个体，而且负载着推动社会和时代进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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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个楚国人坐船过江，一个不小心，心爱的宝剑掉到水里去了。于是，他在船身上刻了一道杠，说：“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船靠岸以后，他就从刻了记号的船边下水打捞宝剑。自然，宝剑是没法捞着的，因为船已走了，而剑却没走。
谈到文化变革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刻舟求剑正是我们人类的缩影——由于我们的精神总是滞后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技术主导或引领的物质世界的变化，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时，或许会惊异于为什么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人们总会做出现在看来是明显错误的或荒谬的选择？殊不知后之视今尤今之视昔。时代变了，但我们的意识总是喜欢停留在过去，我们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下一代的行为和他们的思想。这也难怪，因为人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对于新生的事物，人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它，以便做出比较理性的文化应答——这对意义的建构是极其重要的，为了避免无法解释新生事物而带来的混沌感与焦虑感，人们不得不采取“驼鸟政策”——将头埋在沙堆里，或麻痹自己的脑神经，以免直面环境的变化——当然，这是人类天生的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靠着这种机制，新生事物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被压抑在无意识的水平，人的意识层面则维持着某种平衡而不至于崩溃；此外，由于新环境在初露端倪时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人们只能意识到这个新环境以前的老环境。即便有大智慧者出，能见时代的变化于未萌、将萌或初萌之时，且著书立说或大声疾呼，也未必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因此，先知先觉者总是不能被理解于当时。
自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进入人类社会以来，当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的电子媒介取代作为视觉的延伸印刷媒介和作为其他人体其他个别器官的延伸的机械媒介时，我们同样要面对上述的困境。由于人们所由生长、所受教育、所养成的习惯等等，都来自于分类数据和分割肢解的机械技术时代，但他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由电子媒介所形成的整合任务和整合知识的新环境。如西方传播学巨匠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人类从远古至今经历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因为任何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将改变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游徏不定、采猎为生的洪荒时代，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把握，人的技艺是全面、多样发展的。那时的人既不会分析事物，也不会只专精一门，即那时的人是整体的人，是部落人，而不是被分割肢解的、专于一门的人。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和拼音文字的发明，人学会了分析，同时使自己成为被分裂切割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机械印刷术和工业化则把人推向了非部落化的极端。电子时代来临之后，人再不能只专精一门，人的感知系统不再偏重视觉；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一言以蔽之，人不再是分裂切割、残缺不全的人——这是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
由于在旧的机械媒介主导的社会里长大的一代人对新的认知世界方式的不适应，为了纾解由此而产生的或由紧张繁忙的现代城市生活所产生的焦虑感，他们往往将新生事物当成了很多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如将网络或电子游戏“妖魔化”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这些劳什子毒害了青少年。他们没有意识到诞生于由电脑和信息技术建构的数字化环境下一代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学习的方式已和他们有了根本的差别——这两代人之间存在着亟需填平的数字化“代沟”他们没有意识到如同书籍、电影等任何一种媒体一样，网络或电子游戏可以用来承载性与暴力，也可以用来传播信息和教育心灵。此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地球已成为一个小小的“环球村”信息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并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的获取、分析、处理、应用的能力将作为现代人最基本的能力和素质的标志，成为新世纪的人才规格标准之一。2000年7月22日，八国首脑在日本冲绳发布了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其中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即数字机遇和数字鸿沟。这两个概念表明，能否充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捕获数字机遇将影响到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而数字鸿沟——即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利用的差距将引起新的两极分化和新的国际不平等，与“文化霸权”一样，也存在“信息霸权”的问题。对时代变革的麻木与时代的飞速发展形成的巨大张力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教育不但要培养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个体，而且负载着推动社会和时代进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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