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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量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
人类文化学家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三部分，虽然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往往随着时间“不舍昼夜”的单向运动而流变，可精神文化却往往具有强大的稳定性。
周作人历史一文曰：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
其闭户读书论一文又曰：
“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
周的这两段话说的就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所具有的惰性或滞后性。为什么精神文化会滞后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呢？
易卜生群鬼里阿尔文太太对曼德说：
“一大群鬼！我听见吕嘉纳和欧士华在饭厅里说话的时候，我眼前好像就有一群鬼。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曼德牧师。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经失去了力量，可是还是死缠着咱们不放手。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咱们都怕看见光明。”
易卜生的这段话透露出了精神文化滞后的秘密：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因为精神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字”即语言。海德格尔云：“语言是存在的家”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而接受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种文化传统。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l？a？怀特认为，文化的实质在于符号或符号能力：
“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
卡西尔则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力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固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力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由卡西尔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推论出，借符号而传承的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之产物，但也可以被视为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之因素。自然，语言符号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如从文言到白话的大变革，但俗话说“新瓶装旧酒”语言形式变了，骨子里的思想却仍然可以是旧的——鬼是在“字的夹缝儿里”爬呀。我们要理解“父亲”一词的意义，必须理解“母亲”、“儿子”等词的意义，因为在语言中，没有各种实定的（positive）词，只有各种差异，这一关于语言的各种认同（identities）的纯粹关系性的、差异性的特征意味着，语言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元素可以独立于其它元素而被定义，因此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换言之，系统的每个元素通过关于它和其它元素的各种组合与各种替代的诸种规则，而被排他性地定义。用索绪尔的类比来表示：如果我用一些大理石、或者甚至是纸张，来代替棋盘上的那些木制棋子，我仍能下棋，只要规定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可见，不管“父亲”这个词的意义是用文言还是用白话来表达的，只要它与其他的词的关系保持不变“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古旧过时的观念体系就会“借尸还魂”以种种不同的面貌重现人世间。而所谓“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往往在儿童生活的早期就通过语言的习得被作为一种预设内化到他们的血肉之躯里去了，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似乎成了他们先天本能的一部分，对这种“游戏规则”的冒犯不但会危及到他们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建构，而且会被认为是对社会秩序与宇宙秩序的破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鲁迅感叹文化变革的艰难时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既然“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即“游戏规则”是文化的“内核”和“基因型”决定了此种文化的性质、形态和变异，那么“游戏规则”到底是由谁制定的呢？答曰：权力。“游戏规则”是代表种种不同利益的权力博弈的结果——占据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利用暴力，通过对符号的垄断，即通过“话语霸权”与“符号霸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被统治集团的身上，并普遍化为全体国民的意志。权力为什么是“合法的知识”划出了界线。因此，不妨说一个社会的文化型态与文化心理是由这个社会的权利结构决定的。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利结构是怎样的呢？答曰：以“家国同构”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严格的等级结构。鲁迅是这样描述这种权力结构的：
“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在这种“权力结构场”中，广大的民众被剥夺的话语权，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得不借用统治集团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和在社会、在宇宙为自己定位。即使他们对权力的反抗也是对权力的认同和强化，因为这种反抗用的是统治集团的语言，遵循的是被统治集团的合法化的“游戏规则”孙悟空为什么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因为他的反抗是一种“策略逆转”式的反抗，没能跳出作为如来集团统治基础的权力运作机制的陷阱。孙悟空之所以造反，无非就是嫌“弼马温”的官太小，未入流，等到玉帝让他做“齐天大圣”的时候，乖乖，他不反了，而且见了玉帝老儿不免要唱一个喏；可当他知道自己的“一字并肩王”的“齐天大圣”封号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没他的份的时候，他又反了。有人说西游记的写大闹天宫的前七回中的孙悟空的性格与后九十三回中保护唐僧取经的孙悟空的性格不太协调，其实，此言差矣！那就是同一个孙悟空，因为受了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的教训，他不过是想用另外的方式融入神佛的世界，以便在神佛的特权中分一杯羹罢了。可以说，自始至终，孙悟空的反抗与他的受招安一样，只是在谋取自己个人的利益与特权，他只是对自己的能力与地位的落差太大而不满，却并不反对而是承认和忠心地维护玉帝老儿的“游戏规则”以确保自己的特权与利益。因此，孙悟空的反抗在本质上与阿q式的革命没有任何区别——阿q幻想通过革命让未庄的一伙鸟男女跪在自己面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曾如此谈论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的误区：
“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入了整个性机制的轨道。一个人如果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
他主张从“性”中解放出来，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抵制，而不要掉进权力动作机制的陷阱。
以上，我们讲到了大众对于教育的心理分为意识层面的与潜意识层面的两种，大众对于教育的态度主要是由潜意识所引导的，大众对于教育的意识是通过“黑箱”观测法产生的，并且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被导向了严重的“功利”化，这种功利化的教育文化在语言中沉淀并符号化参与了中国国民性与文化心理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广大的民众被剥夺的话语权，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得不借用统治集团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和在社会、在宇宙为自己定位。由于文化变革的艰难“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再加上科举废除后的100年与1300年科举史的数量上的对比的悬殊，我们不难推想当代的中国教育仍然没能摆脱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阴影。
那么，怎么引导大众对于教育的心理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呢？答曰，还是得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文化心理，从意识的层面与潜意识的层面因势而利导之。中国的社会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中国社会“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形成了社会信息交流的不对称结构，即上情下达有余而下情上达不足，广大民众对于教育或社会的重大变革没有话语权，由于“权不下移”所以只能“政由上出”；而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往往并不是这项政策能为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而是政策的可行性、社会的可承受力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政府都是保守主义的，所以，对教育的改革也只能是渐进的。在这个教育与社会的转型期，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应该负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但前提是，他必须是务实的，有洞察力的，目光远大的。其中务实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如学者王亚南所言：“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
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利用自己不完整的“话语权”进行“概念创新”或“理念创新”这是同时向普通大众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宣战——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大众的心理带来新的血液。这种概念或理念不能是“策略逆转”式的，而应是解放式的。相对而言，意识层面的战争可能要容易一些，潜意识的战争要更艰巨。知识分子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戈倍尔式的宣传，即“谎言重复一千篇，就会变成真理”正是作用于大众潜意识的秘决，当然，这也是现代广告的秘密。其次，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创新的理念或概念付诸实践，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成功（即在进行素质教育的同时，又能保证相对较高的“升学率”），就象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要实现对自己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时说的，必须“率领着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这样，为“功利”所主导的大众才会信服（也许是盲从）你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乘胜追击，借助媒体的力量将局部的成功不断放大，使之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他所走的教育改革之路只能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教育导向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路子，除此以外，任何路数的教育改革在中国社会里都是不可行的。
大能量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
人类文化学家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三部分，虽然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往往随着时间“不舍昼夜”的单向运动而流变，可精神文化却往往具有强大的稳定性。
周作人历史一文曰：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
其闭户读书论一文又曰：
“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
周的这两段话说的就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所具有的惰性或滞后性。为什么精神文化会滞后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呢？
易卜生群鬼里阿尔文太太对曼德说：
“一大群鬼！我听见吕嘉纳和欧士华在饭厅里说话的时候，我眼前好像就有一群鬼。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曼德牧师。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经失去了力量，可是还是死缠着咱们不放手。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咱们都怕看见光明。”
易卜生的这段话透露出了精神文化滞后的秘密：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因为精神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字”即语言。海德格尔云：“语言是存在的家”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而接受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种文化传统。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l？a？怀特认为，文化的实质在于符号或符号能力：
“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
卡西尔则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力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固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力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由卡西尔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推论出，借符号而传承的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之产物，但也可以被视为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之因素。自然，语言符号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如从文言到白话的大变革，但俗话说“新瓶装旧酒”语言形式变了，骨子里的思想却仍然可以是旧的——鬼是在“字的夹缝儿里”爬呀。我们要理解“父亲”一词的意义，必须理解“母亲”、“儿子”等词的意义，因为在语言中，没有各种实定的（positive）词，只有各种差异，这一关于语言的各种认同（identities）的纯粹关系性的、差异性的特征意味着，语言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元素可以独立于其它元素而被定义，因此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换言之，系统的每个元素通过关于它和其它元素的各种组合与各种替代的诸种规则，而被排他性地定义。用索绪尔的类比来表示：如果我用一些大理石、或者甚至是纸张，来代替棋盘上的那些木制棋子，我仍能下棋，只要规定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可见，不管“父亲”这个词的意义是用文言还是用白话来表达的，只要它与其他的词的关系保持不变“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古旧过时的观念体系就会“借尸还魂”以种种不同的面貌重现人世间。而所谓“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往往在儿童生活的早期就通过语言的习得被作为一种预设内化到他们的血肉之躯里去了，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似乎成了他们先天本能的一部分，对这种“游戏规则”的冒犯不但会危及到他们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建构，而且会被认为是对社会秩序与宇宙秩序的破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鲁迅感叹文化变革的艰难时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既然“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即“游戏规则”是文化的“内核”和“基因型”决定了此种文化的性质、形态和变异，那么“游戏规则”到底是由谁制定的呢？答曰：权力。“游戏规则”是代表种种不同利益的权力博弈的结果——占据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利用暴力，通过对符号的垄断，即通过“话语霸权”与“符号霸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被统治集团的身上，并普遍化为全体国民的意志。权力为什么是“合法的知识”划出了界线。因此，不妨说一个社会的文化型态与文化心理是由这个社会的权利结构决定的。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利结构是怎样的呢？答曰：以“家国同构”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严格的等级结构。鲁迅是这样描述这种权力结构的：
“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在这种“权力结构场”中，广大的民众被剥夺的话语权，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得不借用统治集团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和在社会、在宇宙为自己定位。即使他们对权力的反抗也是对权力的认同和强化，因为这种反抗用的是统治集团的语言，遵循的是被统治集团的合法化的“游戏规则”孙悟空为什么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因为他的反抗是一种“策略逆转”式的反抗，没能跳出作为如来集团统治基础的权力运作机制的陷阱。孙悟空之所以造反，无非就是嫌“弼马温”的官太小，未入流，等到玉帝让他做“齐天大圣”的时候，乖乖，他不反了，而且见了玉帝老儿不免要唱一个喏；可当他知道自己的“一字并肩王”的“齐天大圣”封号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没他的份的时候，他又反了。有人说西游记的写大闹天宫的前七回中的孙悟空的性格与后九十三回中保护唐僧取经的孙悟空的性格不太协调，其实，此言差矣！那就是同一个孙悟空，因为受了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的教训，他不过是想用另外的方式融入神佛的世界，以便在神佛的特权中分一杯羹罢了。可以说，自始至终，孙悟空的反抗与他的受招安一样，只是在谋取自己个人的利益与特权，他只是对自己的能力与地位的落差太大而不满，却并不反对而是承认和忠心地维护玉帝老儿的“游戏规则”以确保自己的特权与利益。因此，孙悟空的反抗在本质上与阿q式的革命没有任何区别——阿q幻想通过革命让未庄的一伙鸟男女跪在自己面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曾如此谈论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的误区：
“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入了整个性机制的轨道。一个人如果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
他主张从“性”中解放出来，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抵制，而不要掉进权力动作机制的陷阱。
以上，我们讲到了大众对于教育的心理分为意识层面的与潜意识层面的两种，大众对于教育的态度主要是由潜意识所引导的，大众对于教育的意识是通过“黑箱”观测法产生的，并且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被导向了严重的“功利”化，这种功利化的教育文化在语言中沉淀并符号化参与了中国国民性与文化心理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广大的民众被剥夺的话语权，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得不借用统治集团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和在社会、在宇宙为自己定位。由于文化变革的艰难“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再加上科举废除后的100年与1300年科举史的数量上的对比的悬殊，我们不难推想当代的中国教育仍然没能摆脱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阴影。
那么，怎么引导大众对于教育的心理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呢？答曰，还是得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文化心理，从意识的层面与潜意识的层面因势而利导之。中国的社会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中国社会“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形成了社会信息交流的不对称结构，即上情下达有余而下情上达不足，广大民众对于教育或社会的重大变革没有话语权，由于“权不下移”所以只能“政由上出”；而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往往并不是这项政策能为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而是政策的可行性、社会的可承受力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政府都是保守主义的，所以，对教育的改革也只能是渐进的。在这个教育与社会的转型期，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应该负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但前提是，他必须是务实的，有洞察力的，目光远大的。其中务实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如学者王亚南所言：“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
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利用自己不完整的“话语权”进行“概念创新”或“理念创新”这是同时向普通大众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宣战——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大众的心理带来新的血液。这种概念或理念不能是“策略逆转”式的，而应是解放式的。相对而言，意识层面的战争可能要容易一些，潜意识的战争要更艰巨。知识分子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戈倍尔式的宣传，即“谎言重复一千篇，就会变成真理”正是作用于大众潜意识的秘决，当然，这也是现代广告的秘密。其次，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创新的理念或概念付诸实践，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成功（即在进行素质教育的同时，又能保证相对较高的“升学率”），就象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要实现对自己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时说的，必须“率领着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这样，为“功利”所主导的大众才会信服（也许是盲从）你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乘胜追击，借助媒体的力量将局部的成功不断放大，使之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他所走的教育改革之路只能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教育导向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路子，除此以外，任何路数的教育改革在中国社会里都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