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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2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里，美国传教师明恩溥以中国道路的荒废状况为例，谈及中国人的缺乏公共精神时说：
“所有的人都认为，只要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事实上，道路等属于公众，这样的概念，中国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江山’（即这个帝国）属于当今皇上，他能拥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都让皇上去操心好了。”
在这段话里面，隐隐透露出国人之所以缺乏公共精神的原因，即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江山”是皇上的私产，平头老百姓不必同时也无权去过问——没有所有权，自然也就没有责任。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下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所要求的是臣民的顺从听命；专制冻结与扼杀了一切自由的思想，驯服的臣民们只是按着来自国家、家族或社会的各种指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无法形成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不能自主，自然也就不能形成责任感。
专制权力与民众的生存智慧博弈的结果，便是形成了被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称为“耻感文化”的东西。“耻感文化”主导的民众的行为往往受制于外部的强制力，即是迫于外在环境的压力，而不是出于他们内心的自觉，因为他们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里，当作恶多端、劣绩斑斑的道连看到自己画像的丑恶时，连自己都觉得可憎，为了获得安宁，他抓起了刀，向画像刺去，然而，他却杀死了他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副画像，便是他的良心——因为作恶，他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来自他内心的罪恶感的追捕。而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人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由自省而来的罪恶感的制约，因此看不到自身的丑陋面目。
与罪恶感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羞耻感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却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
然而“耻感文化”主导下的以爱面子著称的国人为什么居然在标榜整洁、秩序、完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这个公共场所的非吸烟区肆无忌惮吸烟，横躺座椅、蹲地纳凉，胡乱吐痰、随意插队，表露出如此不文明的“丢面子”的一面呢？除了迪士尼乐园的工作人员这个外在力量的有效制约的缺席外，不能不说，国人的麻木与“大爷我花了钱想干啥就干啥”式的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缺乏公共精神，长期以来对于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习以为常，以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丢面子”；而几个臭钱撑起来的面子使他们的残缺的自我急剧膨胀，摆起老太爷的架式来，以至于想干啥就干啥，孰不知，这恰恰是奴性的表现。
按照以上的分析，要改变国人“不文明”的形象自然得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加强外部的制约力量，使不文明行为付出高昂的成本；其二，加强公民教育，将个体从不公平的等级制的权威下解放出来，使个体成为自由思想的独立的主体——“人”以增强个体的自律与对公共空间的所有权的认同感。除此之外，我想，恐怕开不出更好的药方了罢！
在1892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里，美国传教师明恩溥以中国道路的荒废状况为例，谈及中国人的缺乏公共精神时说：
“所有的人都认为，只要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事实上，道路等属于公众，这样的概念，中国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江山’（即这个帝国）属于当今皇上，他能拥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都让皇上去操心好了。”
在这段话里面，隐隐透露出国人之所以缺乏公共精神的原因，即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江山”是皇上的私产，平头老百姓不必同时也无权去过问——没有所有权，自然也就没有责任。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下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所要求的是臣民的顺从听命；专制冻结与扼杀了一切自由的思想，驯服的臣民们只是按着来自国家、家族或社会的各种指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无法形成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不能自主，自然也就不能形成责任感。
专制权力与民众的生存智慧博弈的结果，便是形成了被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称为“耻感文化”的东西。“耻感文化”主导的民众的行为往往受制于外部的强制力，即是迫于外在环境的压力，而不是出于他们内心的自觉，因为他们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里，当作恶多端、劣绩斑斑的道连看到自己画像的丑恶时，连自己都觉得可憎，为了获得安宁，他抓起了刀，向画像刺去，然而，他却杀死了他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副画像，便是他的良心——因为作恶，他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来自他内心的罪恶感的追捕。而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人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由自省而来的罪恶感的制约，因此看不到自身的丑陋面目。
与罪恶感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羞耻感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却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
然而“耻感文化”主导下的以爱面子著称的国人为什么居然在标榜整洁、秩序、完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这个公共场所的非吸烟区肆无忌惮吸烟，横躺座椅、蹲地纳凉，胡乱吐痰、随意插队，表露出如此不文明的“丢面子”的一面呢？除了迪士尼乐园的工作人员这个外在力量的有效制约的缺席外，不能不说，国人的麻木与“大爷我花了钱想干啥就干啥”式的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缺乏公共精神，长期以来对于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习以为常，以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丢面子”；而几个臭钱撑起来的面子使他们的残缺的自我急剧膨胀，摆起老太爷的架式来，以至于想干啥就干啥，孰不知，这恰恰是奴性的表现。
按照以上的分析，要改变国人“不文明”的形象自然得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加强外部的制约力量，使不文明行为付出高昂的成本；其二，加强公民教育，将个体从不公平的等级制的权威下解放出来，使个体成为自由思想的独立的主体——“人”以增强个体的自律与对公共空间的所有权的认同感。除此之外，我想，恐怕开不出更好的药方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