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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替罪羊”这一仪式，他们自身的无能感暂时被遮蔽了，在施虐仪式而带来的幻觉中，他们由一只无能的虫子变成了一个神。而所谓“法不责众”几个人的集体施虐使得责任感漂浮起来，以至于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必为施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几个人的集体行为也使施虐合理化了。这是一群多么卑怯与可鄙的畜生呀！
虐待性人格是一种“官僚性格”于中国而言，其根源即在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生成的“官本位”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毒素已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时不容易清洗干净。在封建官僚制度下，如弗洛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里所言“每一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够了：这一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样皱眉头；一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另外我们可以想想，邮局窗子里的职员，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子关起来，脸上露出不易察觉到的微笑，而窗子外面最后的两个的虽然已经排队等了半个钟头，却必须明天再来。重点不是到了五点三十分整，他便绝不卖邮票，而是他以挫折他人为乐，他要向他们表示，是他控制了他们，这种满足感在面部表情上表现了出来。”这种“官僚性格”是如此地普遍，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生活在这种文化下的任何人都难逃被“感染”的命运，所以比起任何烈性传染病与洪水猛兽都要来得可怕。我的一位教师朋友曾亲耳听到他们学校的守门的老头说：“别看我守门的没什么权，但我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不让谁进来谁就进不来。”瞧瞧，多可怕！活脱脱一个奴才加暴君，一个阿q，这个守门老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国民性的缩影。鲁迅说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吃人的文化，他说“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每个人的怨气都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于是也就没有不平，也没有进步；上上下下，吃人与被人吃，螯合成了一个异常坚固的封闭的环，形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在这种产生虐待性人格的“官本位”文化的笼罩下，每一个人都被某种极度的无能感与深深的厌倦感攫住了。这是一个被上帝诅咒的民族，一个全面堕落的民族，他们卑怯、冷漠、麻木、自私、极度自卑又极度自恋、道德败坏却又极爱面子、行为放纵却又惧怕一切真正的快乐、生活缺少活力却又害怕一切新生的事物。每个人都是奴才，同时，每个人又都是暴君。一切批判性与创造性往往都会被冻结与窒息，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与人格的完整性往往会被破坏与压制而不能完成。在这里，儿童少年老成，死气沉沉，过着沉闷而无欢的童年，他们被培养成未来的吃人与被人吃的施虐者与受虐者。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人”还没有诞生，或者虽然诞生了却被扼杀或被同化成了施虐者与受虐者，这羊与凶兽两位一体的动物。没有“人”又哪里谈得上“人性”又哪里能有对人的权力与生命的尊重？
故要拯救这个民族的堕落，首先必须要清除积淀在民众血液里的文化毒素，造就新的“人”——他自由、独立、有生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众生，自尊也尊重别的人，是偶像的破坏者与新事物的建设者。新的人诞生了，施虐者与受虐者的末日也就到了。
待“替罪羊”这一仪式，他们自身的无能感暂时被遮蔽了，在施虐仪式而带来的幻觉中，他们由一只无能的虫子变成了一个神。而所谓“法不责众”几个人的集体施虐使得责任感漂浮起来，以至于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必为施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几个人的集体行为也使施虐合理化了。这是一群多么卑怯与可鄙的畜生呀！
虐待性人格是一种“官僚性格”于中国而言，其根源即在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生成的“官本位”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毒素已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时不容易清洗干净。在封建官僚制度下，如弗洛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里所言“每一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够了：这一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样皱眉头；一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另外我们可以想想，邮局窗子里的职员，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子关起来，脸上露出不易察觉到的微笑，而窗子外面最后的两个的虽然已经排队等了半个钟头，却必须明天再来。重点不是到了五点三十分整，他便绝不卖邮票，而是他以挫折他人为乐，他要向他们表示，是他控制了他们，这种满足感在面部表情上表现了出来。”这种“官僚性格”是如此地普遍，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生活在这种文化下的任何人都难逃被“感染”的命运，所以比起任何烈性传染病与洪水猛兽都要来得可怕。我的一位教师朋友曾亲耳听到他们学校的守门的老头说：“别看我守门的没什么权，但我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不让谁进来谁就进不来。”瞧瞧，多可怕！活脱脱一个奴才加暴君，一个阿q，这个守门老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国民性的缩影。鲁迅说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吃人的文化，他说“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每个人的怨气都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于是也就没有不平，也没有进步；上上下下，吃人与被人吃，螯合成了一个异常坚固的封闭的环，形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在这种产生虐待性人格的“官本位”文化的笼罩下，每一个人都被某种极度的无能感与深深的厌倦感攫住了。这是一个被上帝诅咒的民族，一个全面堕落的民族，他们卑怯、冷漠、麻木、自私、极度自卑又极度自恋、道德败坏却又极爱面子、行为放纵却又惧怕一切真正的快乐、生活缺少活力却又害怕一切新生的事物。每个人都是奴才，同时，每个人又都是暴君。一切批判性与创造性往往都会被冻结与窒息，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与人格的完整性往往会被破坏与压制而不能完成。在这里，儿童少年老成，死气沉沉，过着沉闷而无欢的童年，他们被培养成未来的吃人与被人吃的施虐者与受虐者。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人”还没有诞生，或者虽然诞生了却被扼杀或被同化成了施虐者与受虐者，这羊与凶兽两位一体的动物。没有“人”又哪里谈得上“人性”又哪里能有对人的权力与生命的尊重？
故要拯救这个民族的堕落，首先必须要清除积淀在民众血液里的文化毒素，造就新的“人”——他自由、独立、有生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众生，自尊也尊重别的人，是偶像的破坏者与新事物的建设者。新的人诞生了，施虐者与受虐者的末日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