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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是没有必要地去分什么“文化散文”或“非文化散文”的,因为这对于散文的创作或研究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何况,只要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写出的散文也就都算得上是“文化散文”一个作家而能离开他所生存的民族文化背景,不是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的民族文化,那是不可思议的。
“五四”时期散文的繁荣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后,国人开始意识到本国的落后,许多有志之士开始寻求一条强国之路。这种寻求在文化上的表现是逐渐意识到古代传统文化不能拯救危亡的中国,必需向“异邦”去寻求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于是“求新声于异邦”便成了晚清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知识分子先进群体的普遍共识。在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促进下,西学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重建中国文化“重估一切价值”而散文,则是负载此种历史使命的最佳载体。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胜利,使文学从文字工具到思想内容都得到了解放,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散文的繁荣。当时的作家大多有一种忧患意识,不管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或者现代派作家,虽然创作手法各异,但旨归仍在现实,无不体现着当时的时代精神。
当代散文的衰落确实是不能让余秋雨负责的,而是由于作家本身思想的贫困与生活的贫困。当代的作家比较浮躁,急功近利,缺少社会使命感,这便不能不造成其思想的贫困。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那批作家,由于社会的或政治的原因,其文字功夫总体上是大大地比不上“五四”时期的那一批作家,其文学技巧与思想深度也嫌不够,但那是情有可原的。但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其文字功夫或文学技巧与思想深度的不足则主要责任是应在作家自己的。大部分作家并非没有闲,也并非没有钱(我是指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钱)。像文字功夫与文学技巧这类事儿是可以通过学习与锤炼获得的。思想深度虽然难些,但通过长年的深思与积累,也并非达不到。但我们的作家往往不能沉潜下来,不能抵抗“文学商品化”的大潮,心中才有一点点尚不成熟的意思,抓起笔就写,而且往往去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其实倒不是大众的趣味低,而是作家小看了大众的鉴赏能力,为自己的急功近利开脱,但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创造了那个时代的读者群体,因此,作家得为大众鉴赏水平的降低负主要责任),能赚钱就行。当代的一些所谓“著名作家”到底读过几本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本民族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是很值得怀疑的。虽然古人说过“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似乎要写好文章并不是要多读书的,甚至可以举出很多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文学成就却不小的作家来,如萧红等等。笔者并不否认确有此等事,但萧红并不是从没读过书,也不是不想读书,只是条件不允许也(而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条件的),若她的文化功底深些,我相信她的文学成就也不仅仅是如此了。而且,若说到世界上的大作家,则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学富五车的。何况,古人还说过“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也”“文学的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在国外要比我国早几百年,但他们仍有很多人能不为其所动,认真地写作,以至于产生了大批能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的。我国当代文学中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与他们的当代文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我相信作家们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思想的贫困另一个表现便是缺少真诚,缺少直面生活的气度,缺少讲真话的勇气。我国吃文化饭的人一向的作风是“报喜不报忧”一场“文化大革命”后,我们的文人变得畏首畏尾了:对于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不敢揭露,不敢表现;不关心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政府在某些问题上政策的失误也不敢指正。这是一种缺乏社会使命感的表现。有很多作家干脆不写社会现实生活,而是写历史,写古代生活,难怪前两年有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说“文学的路上洒满了古典的阳光”文学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作家则应是他所处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如果缺少真诚,我们是很难望其能有多大成就的。
生活的贫困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缺乏,而是指作家视野的狭窄和生活体验的不足。这一方面与作家的主观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社会分工发展到现阶段,使一个作家要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家往往只能写他熟悉的某一方面的生活。而一般的专业作家,由于写作在他已是一种谋生的工具,因而很难沉潜下来,认真地体验生活,专心写作,厚积薄发,不免要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在业余作家,由于有其他的工作,虽然可以不把文学当成谋生的工具,但不免又被这别一工作所拘,缺少行动的自由。我国的人事制度是比较刻板的,往往一个人一辈子就拘于一种工作或一个地方,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能不是一种缺陷。鲁迅先生不是说写作就像酿蜜,要采过许多的花来,才能酿出好蜜来么?
散文的衰落其实只是当代文学整体衰落之一种表现而已。但笔者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会有真诚的能抵抗各种诱惑的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能沉潜的作家出现,一扫文坛的萎靡作风的。我们且拭目以待罢。
文,是没有必要地去分什么“文化散文”或“非文化散文”的,因为这对于散文的创作或研究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何况,只要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写出的散文也就都算得上是“文化散文”一个作家而能离开他所生存的民族文化背景,不是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的民族文化,那是不可思议的。
“五四”时期散文的繁荣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后,国人开始意识到本国的落后,许多有志之士开始寻求一条强国之路。这种寻求在文化上的表现是逐渐意识到古代传统文化不能拯救危亡的中国,必需向“异邦”去寻求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于是“求新声于异邦”便成了晚清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知识分子先进群体的普遍共识。在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促进下,西学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重建中国文化“重估一切价值”而散文,则是负载此种历史使命的最佳载体。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胜利,使文学从文字工具到思想内容都得到了解放,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散文的繁荣。当时的作家大多有一种忧患意识,不管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或者现代派作家,虽然创作手法各异,但旨归仍在现实,无不体现着当时的时代精神。
当代散文的衰落确实是不能让余秋雨负责的,而是由于作家本身思想的贫困与生活的贫困。当代的作家比较浮躁,急功近利,缺少社会使命感,这便不能不造成其思想的贫困。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那批作家,由于社会的或政治的原因,其文字功夫总体上是大大地比不上“五四”时期的那一批作家,其文学技巧与思想深度也嫌不够,但那是情有可原的。但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其文字功夫或文学技巧与思想深度的不足则主要责任是应在作家自己的。大部分作家并非没有闲,也并非没有钱(我是指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钱)。像文字功夫与文学技巧这类事儿是可以通过学习与锤炼获得的。思想深度虽然难些,但通过长年的深思与积累,也并非达不到。但我们的作家往往不能沉潜下来,不能抵抗“文学商品化”的大潮,心中才有一点点尚不成熟的意思,抓起笔就写,而且往往去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其实倒不是大众的趣味低,而是作家小看了大众的鉴赏能力,为自己的急功近利开脱,但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创造了那个时代的读者群体,因此,作家得为大众鉴赏水平的降低负主要责任),能赚钱就行。当代的一些所谓“著名作家”到底读过几本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本民族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是很值得怀疑的。虽然古人说过“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似乎要写好文章并不是要多读书的,甚至可以举出很多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文学成就却不小的作家来,如萧红等等。笔者并不否认确有此等事,但萧红并不是从没读过书,也不是不想读书,只是条件不允许也(而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条件的),若她的文化功底深些,我相信她的文学成就也不仅仅是如此了。而且,若说到世界上的大作家,则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学富五车的。何况,古人还说过“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也”“文学的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在国外要比我国早几百年,但他们仍有很多人能不为其所动,认真地写作,以至于产生了大批能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的。我国当代文学中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与他们的当代文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我相信作家们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思想的贫困另一个表现便是缺少真诚,缺少直面生活的气度,缺少讲真话的勇气。我国吃文化饭的人一向的作风是“报喜不报忧”一场“文化大革命”后,我们的文人变得畏首畏尾了:对于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不敢揭露,不敢表现;不关心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政府在某些问题上政策的失误也不敢指正。这是一种缺乏社会使命感的表现。有很多作家干脆不写社会现实生活,而是写历史,写古代生活,难怪前两年有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说“文学的路上洒满了古典的阳光”文学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作家则应是他所处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如果缺少真诚,我们是很难望其能有多大成就的。
生活的贫困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缺乏,而是指作家视野的狭窄和生活体验的不足。这一方面与作家的主观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社会分工发展到现阶段,使一个作家要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家往往只能写他熟悉的某一方面的生活。而一般的专业作家,由于写作在他已是一种谋生的工具,因而很难沉潜下来,认真地体验生活,专心写作,厚积薄发,不免要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在业余作家,由于有其他的工作,虽然可以不把文学当成谋生的工具,但不免又被这别一工作所拘,缺少行动的自由。我国的人事制度是比较刻板的,往往一个人一辈子就拘于一种工作或一个地方,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能不是一种缺陷。鲁迅先生不是说写作就像酿蜜,要采过许多的花来,才能酿出好蜜来么?
散文的衰落其实只是当代文学整体衰落之一种表现而已。但笔者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会有真诚的能抵抗各种诱惑的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能沉潜的作家出现,一扫文坛的萎靡作风的。我们且拭目以待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