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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坚毅、顽强、勇猛；而且，一个文明与进步的社会，理应给予贫者与弱者更多的关注，给他们提供一个建构健康自我的生存空间。可我不得不说，有很多大学在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如扬州大学的“贫困生楼”——本来只能算“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市场行为，却硬要厚着脸皮贴上一张花里胡梢的爱心标签。正如某记者所质问的：“学校既是显示对贫困大学生的人性化关怀，为什么不适当降低公寓住宿收费让贫困生入住，反而把没有改造的旧楼当作‘贫困生楼’呢？”这种行为把原来仅仅是背景的不平等显性化、仪式化、符号化与固定化了，就算校方并没有歧视贫困生的意思，甚至真是如他们说的主观上是在为贫困生着想，客观上却对贫困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不利于贫困生的健康成长。如该校一位贫困生的话就很发人深省：“一旦我进出这幢专门为我们设立的‘贫困生楼’时，我都会感到压抑，它好像成了我们的标签。”
近年来高校的学费持续攀升，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家庭的承受能力。有媒体曾说：
“现在大学患上了‘狂热症’。上海某名牌大学为迎百年校庆兴建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双峰裙楼(双峰各有33层)将于今年竣工，这无疑是世界高校中罕见的超高层建筑！这座雄伟建筑也堪称中国当代大学的一个缩影。除了向高空发展，各大学还纷纷加入‘圈地运动’的行列，校园一扩再扩，校园面积超过5000亩的高校已不在少数。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与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20亩，这些世界名校与中国的一些大学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是什么支撑着我国大学的极速扩张？国家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主要是来自大学生学费，换句话说是学生家长背起的高校的大楼和庞大无比的校园。正是大学的高收费，导致了“三个重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也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因教致贫”的令人震惊的现象。”(人民网，netbig/edu/n/2005/0121/6778。htm)
大学本来是一个文化的传播与再生产的场所，除了应该对贫困生提供人性化的关怀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优秀的文化来熏陶与培养青年一代——这些国家的希望与未来的栋梁，使他们将来能适应社会的与时代的发展潮流。近年来高校因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带来的市场化，造成很多高校一边免不了传统事业单位的官僚气，一边又增添了商业导向下的市侩气。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的传统职能，即“文化再生产”发生了移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变成了“文凭”与欲望的再生产。不同学校的不同等级的“文凭符号”的差异，对于学生而言意味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前程、不同的含金量。而与此同时“文凭符号”背后的意义，即“文化含量”却被抽空了。对于教育的消费者，即学生而言，由于考试的成绩——其衡量的尺度是分数的“暴君”与文凭意味着金钱、地位与权利，他们的“消费需求”便被定位与内化成了对于分数与文凭（代表着欲望的“身份符号”）而不是文化的需求。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的文化素养到底是否令人满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而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知之甚少，他们所有的所谓‘流行文化’就像裁缝师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绿绿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却只能拿来做拖把罢了。”这并非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现实与学术界的共识——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在同济大学及复旦大学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就曾经近乎一致地高呼：“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
对于社会与国家在救助贫困生这个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喆委员提出的几个观点颇有点道理。他说，首先，中国的企业实力和社会文化都使赞助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还没有普遍培养起赞助教育的意识，企业和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还没有形成气候。其次，助学贷款很难成为主要方式。由于国家东中西协调发展的需要，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工作、做基层工作，但是工资又不是很高，使得大学毕业生的还贷能力受到限制。故文喆委员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奖学金、助学金的投入，把钱使在刀刃上，支持贫困家庭子弟完成学业。既能帮家庭脱贫，又为国家发展积蓄力量。具体实施上，他建议建立国家奖学金制度、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可以采取国家划拨专项资金，也可以组织调动社会力量，以基金的形式实现。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进行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各种改革，摈弃种种不合理的，不利于青年人，尤其是贫困青年发挥自己才能的制度。优化社会环境，促进并确保教育公平，督促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控制或制裁高校的乱收费倾向，为贫困生提供各种勤工俭学或就业的机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为人才辈出创造社会条件。
总之，在贫困生的救助这个问题上，学生、学校、国家与社会这三方面都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且应各各尽到自己的责任，通力合作，共同奏出祖国未来的和谐而美丽的华章。
人都坚毅、顽强、勇猛；而且，一个文明与进步的社会，理应给予贫者与弱者更多的关注，给他们提供一个建构健康自我的生存空间。可我不得不说，有很多大学在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如扬州大学的“贫困生楼”——本来只能算“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市场行为，却硬要厚着脸皮贴上一张花里胡梢的爱心标签。正如某记者所质问的：“学校既是显示对贫困大学生的人性化关怀，为什么不适当降低公寓住宿收费让贫困生入住，反而把没有改造的旧楼当作‘贫困生楼’呢？”这种行为把原来仅仅是背景的不平等显性化、仪式化、符号化与固定化了，就算校方并没有歧视贫困生的意思，甚至真是如他们说的主观上是在为贫困生着想，客观上却对贫困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不利于贫困生的健康成长。如该校一位贫困生的话就很发人深省：“一旦我进出这幢专门为我们设立的‘贫困生楼’时，我都会感到压抑，它好像成了我们的标签。”
近年来高校的学费持续攀升，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家庭的承受能力。有媒体曾说：
“现在大学患上了‘狂热症’。上海某名牌大学为迎百年校庆兴建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双峰裙楼(双峰各有33层)将于今年竣工，这无疑是世界高校中罕见的超高层建筑！这座雄伟建筑也堪称中国当代大学的一个缩影。除了向高空发展，各大学还纷纷加入‘圈地运动’的行列，校园一扩再扩，校园面积超过5000亩的高校已不在少数。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与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20亩，这些世界名校与中国的一些大学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是什么支撑着我国大学的极速扩张？国家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主要是来自大学生学费，换句话说是学生家长背起的高校的大楼和庞大无比的校园。正是大学的高收费，导致了“三个重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也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因教致贫”的令人震惊的现象。”(人民网，netbig/edu/n/2005/0121/6778。htm)
大学本来是一个文化的传播与再生产的场所，除了应该对贫困生提供人性化的关怀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优秀的文化来熏陶与培养青年一代——这些国家的希望与未来的栋梁，使他们将来能适应社会的与时代的发展潮流。近年来高校因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带来的市场化，造成很多高校一边免不了传统事业单位的官僚气，一边又增添了商业导向下的市侩气。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的传统职能，即“文化再生产”发生了移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变成了“文凭”与欲望的再生产。不同学校的不同等级的“文凭符号”的差异，对于学生而言意味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前程、不同的含金量。而与此同时“文凭符号”背后的意义，即“文化含量”却被抽空了。对于教育的消费者，即学生而言，由于考试的成绩——其衡量的尺度是分数的“暴君”与文凭意味着金钱、地位与权利，他们的“消费需求”便被定位与内化成了对于分数与文凭（代表着欲望的“身份符号”）而不是文化的需求。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的文化素养到底是否令人满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而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知之甚少，他们所有的所谓‘流行文化’就像裁缝师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绿绿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却只能拿来做拖把罢了。”这并非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现实与学术界的共识——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在同济大学及复旦大学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就曾经近乎一致地高呼：“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
对于社会与国家在救助贫困生这个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喆委员提出的几个观点颇有点道理。他说，首先，中国的企业实力和社会文化都使赞助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还没有普遍培养起赞助教育的意识，企业和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还没有形成气候。其次，助学贷款很难成为主要方式。由于国家东中西协调发展的需要，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工作、做基层工作，但是工资又不是很高，使得大学毕业生的还贷能力受到限制。故文喆委员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奖学金、助学金的投入，把钱使在刀刃上，支持贫困家庭子弟完成学业。既能帮家庭脱贫，又为国家发展积蓄力量。具体实施上，他建议建立国家奖学金制度、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可以采取国家划拨专项资金，也可以组织调动社会力量，以基金的形式实现。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进行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各种改革，摈弃种种不合理的，不利于青年人，尤其是贫困青年发挥自己才能的制度。优化社会环境，促进并确保教育公平，督促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控制或制裁高校的乱收费倾向，为贫困生提供各种勤工俭学或就业的机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为人才辈出创造社会条件。
总之，在贫困生的救助这个问题上，学生、学校、国家与社会这三方面都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且应各各尽到自己的责任，通力合作，共同奏出祖国未来的和谐而美丽的华章。